认知法律知识化的三个维度

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一门新的法律科学.法律知识化巳成为知识社会背景下中国法学转型的时代要求.尽管法律知识化的主张是多元的,但从其整体看,它承袭了后现代法学的衣钵,坚持以下核心观点:即将法律知识化概括为法律哲学化、法律科学化和法律平民化三个实体逻辑贯通的维度.其中,哲学化的使命是将法学从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还原为一个价值问题;科学化增强了法学理想图景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平民化则打破了法学的神秘性,扩大了公民的法律参与.经由此三个维度,法律知识化之科学含义方能得以丰满和立体化凸现.     

法律扩张时代下的冷思考——以法律的价值为视角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逐步形成,覆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法律随着法制建设不断扩张。然而在法律扩张的背景下,法律的绝对数量虽然在不断提升,但是法治精神却没有得到体现,公民对法律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法律的价值没有真正体现。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价值的视角来冷静思考如何让在法律扩张的背景下实现法律的价值,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和完善。     

浅议法律教育对塑造公民现代法律观念的重要性

法律教育是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法治的国家均应注重公民的法律教育,加强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努力提高公民的法治观念,这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法律教育是国民的重要方面,在当代中国,法律教育是实现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之一。因此,法律教育在塑造公民现代法律观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法律扩张时代下的冷思考——以法律的价值为视角

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法律已覆盖社会的多个方面,并快速发展。法律正在扩张,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成就的直接体现。然而在当今法律扩张的时代下,法律更多所体现的是在其数量上的具体适用而不是对法治精神的体现,公民对法律的认识也多是从对法律工具意义上的理解,这些都不是中国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价值的视角来冷静的思考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所应当怎样充分体现真正价值以促进法治建设。     

法律文化之法律信仰——法治的精神内核

"信仰"本身不是法学上的概念,但是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法律信仰被越来越多的法律实践者甚至法学理论界所推崇。本文通过阐述法律信仰的内涵,法制与法律信仰的关系,强调了培养和提升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分析了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以期更多的人能够自觉的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自觉自愿的服从法律,实现真正的法治,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更是作为一种社会状态而存在。     

关于建立法律社会工作学的思考

中国已经加入ＷＴＯ,开始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在内部改革的情况下又面临来自国际大市场的冲击。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将产生一些来自社会基层方面的矛盾,工人下岗、社会腐败以及面对国外竞争下暂时的失措……为此,独立的法律社会工作的开展在我国也已经成为当今和未来社会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建立法律社会工作学,综合法学与社会工作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法律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如何用社会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方法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实现社会正义是法律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所在,因此法律社会工作与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时也使法律社会工作学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独立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独特性。以现实中的法律服务工作为基础,参照社会工作学的方法和理论,我们可以总结出法律杜会工作学的基本框架。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20世纪初期,由沈家本主持的中国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之变革,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在时代背景下,对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和实践(1902年-1911年清末法律改革)及其与中国法律近代化关系做一些评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分析其现代价值为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阔思路提供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     

法律人从政

目前存在一种流行的看法律师天然就是政治家,因此律师参与政治是一种天职本文把这种看法视为一种未经严肃学术考证的“大胆假设”,并试图在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上对此进行“小心求证”在理论层面,本文认为法律人从政合理性随着如下三个政治目标的层次上升而趋式微低层次的谋取政治权力、中间层次的维护政局稳定和高层次的建设公民福祉 同时,利用1980-2010年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33个国家的领导人背景数据,本文在经验上初步证实在民王国家中,法律人的确因其谋取政治权力的技术优势而易于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且在同等条件下更能维护政局稳定;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当政法律人在建设公民福祉上—推动经济发展和腐败治理—做得更好或者更坏。对于转型中国来说,此类经验研究有助于针对律师/法律人从政讨论的理性回归。     

论法律现代性与现代法律主体制度的健全

法律现代性的本质是在变化的社会情势下寻求确定性和秩序存在的基础,其直接要求就是法律文本的确定性。而理性构成了理解和建构法律文本确定性乃至法律确定性的根本手段。从宏观上讲,这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一条超越形式法范式和福利法范式的第三条道路;从微观上讲,要以理性为基础确立自我负责为主、国家积极保护的公民身份制度;从直接要求上讲,这要求以权利能动为核心建立健全现代法律主体制度,特别是着力扩大公民身份范围、以权利能动保护公民的利益诉求、积极推进道德权利的法律化、建立健全公民身份的权利制度体系和拓展权利的实现机制制度。     

浅议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教育的发展趋势

本文主要论述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教育的发展趋势,着力从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教育价值观的发展与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教育模式的发展这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在对国外法律教育进行介绍与分析的同时以期对我国法律教育有所助益。     

法律位格、法律主体与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

法律人格概念的发生学机制,涉及到法律位格的古今学说史。古典罗马法中,法律位格从未被规定于普遍意义上的"个体—主体—实体"之"人",而是依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层次,从上往下分配位格的各种减等形态,形成多层次、差序化的法律位格体系。现代的法律人格和法律主体概念摒弃了古典罗马法根据实践需要而设置法律位格,并灵活分配不同行为能力的传统。现代法律主体的诞生,是法律位格的简化和一元化的收缩过程,原本差序结构的法律位格被收窄到世俗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主体位格。人工智能革命也可尝试在法理学上纳入这一法律位格的拟制传统。根据物种位阶的规范主义立场,现代法人制度通过"位格加等"把人为设置的团体组织提升到具有一定法律位格的地位;"智能机器人"概念是对"智人"概念的模仿和拟制,人工智能概念是通过"位格加等"把机器人提升到自然人的法律位格。法律主体学说之现代性立场有其限度,从法律主体概念回归法律位格概念,是人工智能时代法理思想变革的重要契机。     

普法与乡村社会中的法律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开始,乡村的法律教育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将统一的法律知识和观念推向农村,以此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一点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不应有任何不同。就其内容来说,权利作为一种利益或是一种资格,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为乡村社会会对其加以抵制。因而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我们必须研究作为法治主体的一个部分,乡村社会,特别是普通的村民,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总是处…     

Legal Positivism and the Nature of Legal Obligation

Law and Philosophy -     

论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

法定代表人制度根植于利益一致性假设,缘起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现实需要的回应.在《民法通则》的框架下,法定代表人的担纲者垄断了法人的意思决定与意思表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独任代表制”,并由此导致了“僭主现象”频发等弊端.《民法总则》立基于意思决定与意思表达分离的法人意思表示逻辑,以代理机制重新厘定了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确立了法定代表人的特别代理人地位.法人可以通过章程或权力机关的决议等方式限制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但法律须为善意相对人提供最强的信赖保护,法人只有举证证明相对人就此种限制为恶意,才能对抗该相对人.     

Leg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rategic Virtues of Legal Uncertainty

The field of law and strategy (LAS) has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role 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date, however, LAS has neglected low rule of law environments—countries characterized by expansive degrees of legal uncertainty. LAS should account for these settings, too, since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is a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factor for any company. This article situates the strategic relevance of legal uncertain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fills an important gap by illustrating how LAS principles apply in low rule of law jurisdictions.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develops the construct of legal entrepreneurship—the notion that attorneys may apply an entrepreneurial mind-set and skill set to position the client favorably and legitimately within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legal landscape, thereby creating leg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the client. Drawing upon interviews with expert attorneys and executiv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typology of legal strategies available to U.S. companies in China, uniquely modeling these approaches along the two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legal strategy. Additionally,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wo basic types of legal uncertainty in the cross-border context and offers guidelines for the exercise of legal entrepreneurship. Together, these arguments demonstrate that legal entrepreneurship is an empirically viable construct within the LAS project. In low rule of law jurisdictions that have embraced foreign enterprise, legal entrepreneurship will generally optimize the American company's pursuit of both legal value creation and legal risk management.     

论法律逻辑学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

法律思维能力是法律职业能力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法律逻辑是训练法律思维的必要的、有效的工具.法律逻辑有助于准确掌握和运用法律概念,合乎逻辑地建立和把握命题并进行法律推理,对即将作出的法律裁决或法律意见进行逻辑论证.为达到将逻辑理论知识转化为法律思维能力之目的,法律逻辑学应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从法律文化看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法律文化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涵丰富且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概念。本文尝试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出发,通过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得出结论：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法律一定要充分考虑中国的法律文化因素,以避免水土不服。即只有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看待法律,才会更好地促进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发展。     

Legal Causality and Criminal Intent in the Legal Discourse

In this article I analyse linguistic means employed to reconstruct causality in court. Identifying the causal relations that induced the occurrence in real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hen the mental element of the offence is considered proving criminal intent is showing existence of a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an intention and a legally prohibited act.I show that the legal significance of an action depends on the time of the action relative to other events. I will show that in the legal-criminal discourse simultaneity implies causality. In particular, if discussing a concrete occurrence, an event is proved to be simultaneous or almost simultaneous with an action – then causation between the action and the event is commonly implied if the event seems to the court as a reasonable motive for the particular action.I exemplify how the institutional speakers use time conjunctions indicating actions that happen simultaneously or almost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prove existence of a causal relation, and how they present the simultaneity as incidental in order to deny existence of such a relation.     

论现代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

现代法律教育必同时是开发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怀,砥砺受教育者的伦理能力的过程。法律伦理包括法律制度赖以形成的内在的伦理结构和法律制度得以良好运行的外在的法律职业行为伦理两部分。法律伦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受教育者的伦理问题意识和提升受教育者的伦理推理能力与伦理选择能力。这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法学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方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