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机关生产

一机关生产,早在1938年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出现了。面对陕甘宁等根据地粮食供应非常紧张的局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召开第二兵团军政首长会议,中心议题是决定在部分军队开展以种粮、种菜、喂猪等为内容的生产运动。193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     

陶铸在鄂中抗战述论

1937年至1940年,陶铸在鄂中地区举办了汤池训练班,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坚持领导军事斗争,组织武装进行游击战,建立了鄂中抗日根据地,为华中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机关纪念馆

正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机关纪念馆位于平和县南胜镇邦寮村尪仔山,往东是著名佛教圣地三平寺和风景秀丽的太极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共厦门市委所领导的漳州中心县委与福建省委领导的饶和埔县委及东江特委所领导的潮澄饶县委合并组建成中共闽粤边区特委,直属中央。1934年5月,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委在漳浦车本成立,1934年8月,在平和县南胜邦寮山召开闽粤边区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闽粤     

中共上海中央局等机关的组成

1933年1月中旬,“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离开上海转入中央苏区。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机关究竟如何组成？共青团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否同时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党史著述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讲法。本文经查阅历史文献史料,考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等机关的组成以及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     

刘少奇领导开创苏北抗战新局面

正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在苏北打开抗战局面,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南京日本侵略军总部;向北、向西可与鲁南、皖东、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沟通华中和华北的联系,有利于新四军协同八路军,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因此,应确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地方"特委" 与农村武装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通过何种组织有效地领导民众举行武装起义和建立政权,是能否贯彻八七会议方针,能否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党的地方"特委"这一组织适应和满足了发动武装起义的各种条件,弥补了省委、县委在领导武装起义过程中的局限,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     

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抗战的援助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延安的中共领导下的抗战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对帮助中共渡过难关、成长壮大、发展势力,从而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是否有利于苏联利益是此期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援助的重要出发点。     

山西交城抗战中的华国锋

1942年10月,晋西北根据地人口由300万减少至100万,晋绥边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当时,作为晋绥八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对敌斗争最前哨的交城山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2／3以上。交城山根据地能否保住成为决定整个八分区存亡的关键。此时,毛泽东电示晋绥分局,发出“挤敌人”的指示。华国锋领导团结全县抗日力量,科学运用毛泽东的“挤”敌思想,勇敢、机智、灵活地掌握毛泽东游击战术,取得了“挤”敌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美术运动

抗战烽火中,大后方的美术运动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辉煌篇章,更是中华民族抗El救亡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前,这场以反法西斯为主旨的艺术运动,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见证了这段特别的岁月,也彰显出独特的精神力量。     

中共最高领导称谓的历史变迁

“书记”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的称谓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只设了由三个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共二大、三大，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构仍是中央局，负责人称委员长，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非常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召开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发布通告、标语口号,举行舞会、晚会等形式,开展了系列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中共借助辛亥革命纪念,解读辛亥革命精神遗产,进行抗战救国动员;协调国共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析革命时局,阐释中共革命主张。总结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纪念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对当今辛亥革命纪念具有借鉴意义。     

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政策思路看国共磨擦

抗战时期,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的政策虽有摇摆,但基本上以政治方法解决为主。中共也希望政治解决。然而,由于国共双方对政治解决的理解和期望差距太大,所以无法政治解决。面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壮大,国民党人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在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的矛盾与纠结中,反复挑起国共之间的冲突与磨擦。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造成边区军民的大量人员伤亡。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把疫病预防与控制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采取成立防疫领导机构、开展卫生宣传、加强医疗机构建设、建立防疫机制、增强人民群众体质等一系列科学疫病防治举措,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疫病的流行和蔓延,并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四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第一,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由于各种原因,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经历时间的认识不尽统一.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种说法:一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即中国"十四年抗战"说;二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即中国"八年抗战"说.显然,其中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的起点应该从何年算起;二是中国抗战共进行了多少年.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特点和风格

抗战时期,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重要力量,重庆史家在其史学研究中重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特殊性,关注史学研究的现实性和科学性,赋予史学研究的民族特色与爱国主义精神,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立场,其史学研究表现出独特的学术特点和风格。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业述略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事业发展的繁盛时期。当时的出版事业既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又为与国民党文化战线斗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系统梳理和研究该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业中的组织管理机构、主要类别、印刷与发行、基本特征与当代价值等一系列问题,对当今出版事业的发展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出于国际主义援助和确保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双重目的,在大力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同时,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给以援助,包括提供了140余万美元的财政资助,制订了向中共提供武器装备的计划,通过开设医院、提供急需药品和安排干部赴苏治疗来改善中共的医疗卫生状况,在苏联国内和中国的新疆建立政治和军事院校为中共培养人才,等等。苏联的援助对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翻译与传播的历史考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翻译与传播马列著作,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抗战时期是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史上最有成效的时期,该时期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传播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该文主要探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马列著作翻译与传播的主要机构、基本类别及其重要特点,分析该时期翻译与传播马列著作所产生的主要社会影响等,以期对当今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有所借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识字运动

为创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开展识字运动。小先生制、救亡室突显了中共急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迫切心情;但忽视质量的形式主义,使得大部分识字组都是空架子。为走出困境,边区政府多次进行路径转换,从集中办学到分散自主,从强制动员到群众需要与自愿,从汉字到新文字再到汉字的回归。识字运动路径的转换反映了中共改造乡村社会的艰难过程,彰显了群众路线在这一过程中的方法论意义。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的思考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加强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内容涉及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式方法、学习的目的等问题。在为什么学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还不能满足革命实践的需要,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加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学什么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推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必须加强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既要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研究革命实践所得出的规律性结论,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重点学习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在怎么学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要解决党的学风问题,要把个人自学与学习运动结合起来,要在工作中学;在学习目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要把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实事求是,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