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思平衡”看罗尔斯“差别原则”的非融贯性

从反思平衡的理论方法和标准看，差别原则并未达到罗尔斯所承诺的融贯性。首先差别原则与罗尔斯理论之外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之间不融贯，这个判断就是个人责任原则；其次，差别原则与罗尔斯理论内部的第一原则——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存在冲突，具体地说就是它与作为基本自由的财产权观念有冲突；第三，差别原则在自身内部解释上存在两难，即它在如何确定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上有两种不完全一致的解释；最后，对差别原则的道义论证明和稳定性论证之间存在着目标和前提上的冲突。     

审美在区分与无区分之间:来自康德美学思想的启示

康德的主体化美学,强调了审美判断的主观性和非功利性,这是西方近现代审美自律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西方"审美区分"思想的基础。但康德另一方面也认为,审美判断本身不等同于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但兼备认识和意志、知性与理性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审美判断本身就具备那些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等非审美因素,康德在这里强调了审美判断的非纯粹性与功利性,这是康德审美判断的矛盾处。应该重视康德审美判断的纯粹性与非纯粹性之间、非功利性与功利之间以及审美区分与审美无区分之间的悖论状态中所形成的艺术理解张力,艺术真理的生成和被揭示就产生在这种张力中。     

论近代西方艺术游戏观的发端

康德与席勒的艺术游戏观之间理论承继关系至深,借艺术游戏观二人赋予游戏命题前所未有的严肃性,完善和高扬了人的自由和谐思想。二者共同构成了近代西方艺术游戏观之发轫,对身后艺术游戏论各流派产生了或隐或显、无法逾越的影响,因此分别剖析康德与席勒的艺术游戏论对于还原近现代庞杂的艺术游戏观的理论根基至关重要。     

论康德先验论中的革命因素

康德哲学超出前人学说之上的哲学创见便是他的先验论。康德先验论是在欧洲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基础之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具有哲学革命意义的“批判哲学”。强调主体的认识形式、结构、自身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阐述先验逻辑而将辩证法引入认识论领域,揭示认识的普遍必然性同人的社会性的关系,是康德先验论中的革命因素。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道德合理性的重建：康德伦理思想的解读

道德合理性是对道德何以可能的回答，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康德诉诸实践理性的先天分析，构建了以道德法则为原则，以主体人为基础，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道德理论体系，对道德合理性进行了卓越论证。康德理论的重要成果和遗留问题，对后来西方伦理学思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是现代性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一些现代理性主义者在道德合理性论证中，继承并深化了康德这一思想，如哈贝马斯。人类社会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道德合理性的构建，不仅是理论的期盼，更是现实的祈求。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对康德的道德合理性构建思想展开深入分析。     

康德的三大判断与科学知识的关系

康德的三大判断与科学知识的关系刘学义“分析判断”、“综合判断”和“先天综合判断”是康德的三大判断学说。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里，从不同视角对三大判断的含义、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对三大判断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作...     

矛盾律和时间性:康德先验逻辑的基础

1755年康德认为矛盾律是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而时间性是矛盾律的根本条件,1763年康德在矛盾律和时间性的关系中发现了两种对立——逻辑对立和实在对立,成为"先天综合判断"概念提出的基础。进入批判时期,康德认为矛盾律由于同时性的缘故而混入综合因素,因此他对矛盾律的形式进行改造,排除其时间因素,将矛盾律从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降格为一条思维的纯然规则。矛盾律和时间性的关系的改变,反映了康德对两者关系的长期反思主导着先验逻辑的建立过程。     

科学知识——康德三大判断的逻辑结果

康德认为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经验的可扩充性是科学知识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对“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分析,指出了它们分别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出“科学知识是先天综合判断”这一新的命题,从而科学知识就成为康德三大判断学说的逻辑结果。这一逻辑过程无论是分析方法上还是思想上都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伦理的立法"与"法律的立法"的区分——理解康德"权利科学"的理论前提

康德在他的"权利科学"当中,首先对"立法"进行了划分。按照立法所依赖的原则不同,康德把立法区分为"伦理的立法"和"法律的立法"。前者是按照道德法则的义务概念而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内在立法";后者则是允许在道德义务概念之外具有其他意图,由外在立法机关所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外在立法"。这一区分是理解康德立法思想的理论前提。     

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一种哲学层面的诠释与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由80年代末开始在国际上提出并流行，意味着一场社会发展观念的创新与革命。当我们透过这一新的理念审视历史与现实时，所看到的是人类对今天与未来的一种普遍忧虑，一种交织着近忧与远虑的世界与人类的命运关注。理性时代孕育了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人们开始了解与接受这个新颖的概念时，它就不仅仅被视为一种单纯经济增长方式上的选择，而是一种更为深广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导向。因此，从哲学层面对它加以诠释，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它的本义上的内在呼唤。一、可持续发展是从一个多世纪来世界…     

博厄斯的文化人类学与新康德主义

博厄斯的文化历史主义的人类学思想,主张从文化的历史个性来研究各民族文化,引出结论。博厄斯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深受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的个别性和科学分类原则的理论影响。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博厄斯及其学派推进了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科学研究,使这门科学摆脱了19世纪文化人类学受旧形而上学影响而造成的理论上和科学认识上的局限,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他们也把经验主义的片面性和不可知论的错误思想带进了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形成了良莠并存的现象。     

试论西方社会党的理论性质与实践功绩

从理论实质角度来看,20世纪以来,社会党的理论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其理论实质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距离越来越大;从社会党在国际国内的具体政策和实践功绩来看,社会党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和国际政坛上重要的进步力量。只有正确把握这两个问题,才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西方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正确把握我党提出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原则。     

康德自由之思与当代价值

“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最重要的范畴。从分析思路上看,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经历了从由“物自体”到“先验自由”到“实践自由”的递进过程,其中道德法则的证成是自由升华的一个重要契机。康德自由理论凸显了“人是价值的存在”这一伦理学命题,对于当前的道德建设以及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思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精神与自主性原则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呼唤的是批判理性精神，这是当代文化中所缺乏的理性精神。波普尔的理性批判精神是对康德哲学自主性原则的“最后一点润色”，这是一个对康德哲学的沉思过程，同时也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归纳主义的理论超越，“可证伪性”体现了批判理性精神和自主性原则的逻辑。     

“现实的个人”与“孤独的个体”——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人的不同思考

在19世纪中叶旧欧洲解体与黑格尔哲学瓦解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都对人的存在做出了新的思考,但是他们的致思路向却迥然有别。马克思主要从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历史条件出发观照"现实的个人",突出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克尔凯郭尔则从个体生存的精神状态、非理性情绪出发观照"孤独的个体",突出人的个体性、主观性。这两种不同的思考角度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和相互借鉴。     

中国的法文化与当代青年的法意识

甲:社会从来要对青年作出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实际上是一种标识.从现象上说,它标识那个社会的代际关系.从本质上说,它标识那个社会的未来趋向.正、是立正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新一代青年强调独立个性,对"士大夫"式的归附性品格表示反感和排斥,是一种进步,应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独立个性的追求有背离其要义而走向极端的可能.从法学的角度看,那就是缺乏正确的法意识.乙:我同意你的基本判断.当代青年要求民主,要求法制,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这里,我指的是绝大多     

黑格尔美学也以审美活动为中心

黑格尔美学主要是艺术史方面的内容。有的同志据此认为,黑格尔的美学与康德、席勒不同,主要成了一种艺术理论。这种看法似乎未把握黑格尔美学的实质。黑格尔美学并不是外在地描述和规定艺术——研究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等关系或艺术的创作方法,而是把艺术,艺术史作     

道德人性论：康德从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枢纽

本文认为康德的宗教思想应该基本区分为道德宗教与道德神学这样两个基本阶段。康德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有着明显的由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理论走向,而道德人性论正是康德从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枢纽与关键一环。康德的这一做法一方面体现了其宗教思想发展的基本一致性,即宗教的道德化与神学的人学化趋向;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康德在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与清理上从批判哲学的立场进展到人类学的立场的理论视域上的基本转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以苏为鉴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泽东。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理和原则,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江泽民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新的实际和新的时代相结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性问题,从本质上深化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和特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