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析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事件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考验国家治理能力,极易引发舆论风暴,这是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衍生逻辑。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与真相调查的"过程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与矛盾斗争的"潜在性"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破坏性"与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使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更加困难和复杂。为此,需要构建权威人物权威信息有效供给机制、领导干部危机处理能力提升机制、突发公共事件公众心理预警机制,以防范和化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论我国涉外群体性事件处置对策的完善

作为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涉外群体性事件具有涉外性、政治性、敏感性等特征。当前,我国涉外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临着法律途径作用有限、处置部门间的协调工作日趋复杂、源头控制工作越来越难等困境。这是因为这类事件往往涉及了各国间不同的法治观念与文化背景、涉外群体性事件类型的多样化以及我国对在华外国人实施的宽松的居留管理政策等因素。为了摆脱这些困境,妥善处置涉外群体性事件,建议提高对在华外国人的管理水平,加强情报信息收集与研判工作,提高一线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完善处置部门间的协作机制,掌控好涉外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导向。     

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探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一种单中心体制,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的出现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实行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多中心的筹资渠道、多中心的决策机制以及多元化的供给方式,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乌坎事件”处理的样本意义

正将事件的真相原原本本告诉社会,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中努力求解,当是消弭此类矛盾的必经道路。这也是"乌坎事件"的妥善处理带给人们的启示。"乌坎事件"起于今年9月下旬,因土地问题引发村民的反弹,     

历史的现场——历史人类学或新闻学

历史人类学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和视角.通过人类学,历史研究被带入田野,印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在历史的现场,历史学者不仅能够获得多元的材料,还能发现材科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得出更为丰满的历史解释.同时,只有在历史现场,历史的多元表达才能够显现出来.如同记者在新闻现场采写新闻一样,历史研究者也需要观察、见证和表达;新闻报道的方式给历史研究这样的启示:事件的证词有多种,证词与证词之间或者互证,或者冲突,事件的真相往往在话语的博弈中显现.     

沙河机场的＂九一三＂之夜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叛逃的“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作为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除载着林彪的256三又戟飞机坠毁在蒙古外,还有一架3685直升机被迫降在北京怀柔地区,已经有大量文章披露256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真相,但3685直升机是如何被“偷”走的？北京沙河机场的那一夜发生了什么？直升机迫降现场又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40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逐渐被岁月的烟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时隔事件40年,笔者采访了当时多位当事人,从他们的视角回顾了这一历史事件…     

双重利益下的广东事件——基于中德双方态度变化的探讨

1933—1936年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双方在易货贸易和军事顾问团工作方面的合作最为重要。但这一时期发生的广东事件使中德关系出现裂痕,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方面围绕这一事件进行了多次交涉,事件包含南京政府与广东地方政权的矛盾,又有德国军方和外交部关于对华外交的分歧。事件的复杂性及最终解决对于此时期的中德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德双方在事件中态度的演变体现了德国对华政策的实质以及中国对德外交的需求性。     

从政府垄断到多元互动--公用事业民营化过程中的多重博弈关系解读

公用事业民营化实质上就是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一场制度变迁,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探究公用事业民营化过程中存在的多重博弈关系,即公平与效率的博弈、民营化与民营经济的博弈、政府公利性与自利性的博弈、民营化与第三部门的博弈.通过深入分析各自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博弈局面甚至是博弈困境,提出相应的引导性对策.     

公民意识的苏醒与担当

郭美美事件能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中国网友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他们的持续关注和发现,才使得这起事件没有无声无息地消逝,而是步步紧逼,追问真相。笔者以为,就这些网民的行动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公民意识的苏醒与担当。     

群体性事件中的流言心理研究

流言在群体性事件中往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流言是在一定的条件中产生的,具有不同的类型。流言的散布者和接受者都有其独特的心理,这些特点使得流言能够与事件同步存在,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似是而非的特点,对个人行为及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流言时,需要在公开的环境中公布真相,使公众保持冷静和理性。     

危机事件对政府形象的影响及其重塑

当前全球危机事件发生的烈度和频度在不断上升,它作为对公众利益的侵害性事件和对政府能力的否定性事件,使政府的形象遭受破坏并面临危机。为了维护和巩固形象,政府必须在真诚公开真相、快速决策应对和全员维护的原则下,抓住危机具有的建设力,从危机公关意识、非常规决策、常规决策、应对网络的建立和评估机制、责任机制的完善等方面重新塑造政府形象。     

现实事件、网络话语和双重表达——以庆安事件微博传播为个案

产生于现实生活的庆安事件经微博介入后,原本客观本体性的事件转化为话语性的虚拟表达事件。它历经了网络舆论的点燃、助推、分岔及消退四个阶段。与此同时,在参与过程中,网民会不自觉地根据自我经验作出行为选择,从而出现无意识或有意识的个体行为分化现象。最终,在现实和虚拟的双重话语表达中,该事件相互缠绕和重叠,开始淡出公众所关注的视野。这种建立在"现实事件、网络主体以及话语表达"框架基础之上的过程分析性结论,对"根植于现实且又在网络传播的类似事件"具有参照意义。     

一周网谈

一周来,网民关注度最高的两大事件分别是奥运圣火点火仪式及火炬传递活动和一些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真相、炮制不实西藏事件报道。前者点燃了网民心中和平、友好的情感,而后者则在网民心中激起了强烈愤慨。与此同时,近期A股市场的剧烈波动以及蕴酿已久的创业板可能推出的信息,也是本周网民议论较多的话题。     

公民意识的苏醒与担当

“郭美美事件”能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中国网友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他们的持续关注和发现，才使得这起事件没有无声无息地消逝，而是步步紧逼，追问真相。笔者以为，就这些网民的行动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公民意识的苏醒与担当。     

论低碳生活的现实境遇及其本质要求

低碳生活是一种以"低碳"为导向,要求节约资源能源的利用,减少碳排放,确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具有经济性、可持续性与和谐性等本质特征.但目前全面实现低碳生活却遭遇着现实的两难困境.破解疑惑、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把握低碳生活的本质.要普及低碳意识,塑造生活未来;健全政策法规,完善生活秩序;坚持科学发展,回归生活本真.     

论网络舆论在民主政治构建中的积极影响

我国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政治民主化构建的重要时期,而政治的民主离不开民众公民的意识权利的确立、理性精神的培养构建以及对社会公共事件真相的了解.这一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落实.然而,随着网络以及由此而出现舆论的产生,民众的思想和表达有了自由的平台,于是,民众于网络舆论中培养着自己的公民的权利意识以及以真理或真相为追求目标的精神表达正在成为现实.     

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公共卫生事件演化机理非常复杂,涉及管理环节多,覆盖面广,影响大,它本身的不确定性让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需要倡导和调动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但当前在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在治理主体的合作以及公众参与方面依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因此,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立法以及协同治理法规制度,规范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构建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培育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就成为了实现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中不同要素、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     

浅析"囚徒困境"模型中的"理性"假设

"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造成了严重挑战.认为"囚徒困境"中之所以出现表面的理性冲突是因为囚徒并非真正理性,之后笔者试着给出了两种可以化解这种冲突的方案:一种是改变博弈的理性选择方式,一种是集体理性工具说或集体利益幻象说,这一过程构成笔者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反思.     

警察用枪困境的心理原因剖析

近年来,暴力袭警事件频发,警察伤亡率逐年升高。在着力打击暴力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严峻形势下,个别警察滥用枪支与不愿带枪、不会用枪、不敢开枪的警察日益增多,共同构成了现今警察用枪困境。从用枪警察心理角度分析:警察用枪前普遍存在的消极心理预期和体验,用枪过程中自身心理素质薄弱,失败的用枪经历产生的负面心理效应是导致警察用枪困境出现的重要原因。     

试论现阶段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基本现状及其困境

现阶段我国社会存在着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共产主义价值观、现代性价值观、西方社会价值观、后现代价值观以及各种庸俗形式的价值观等多种类型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杂然并存,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着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影响,使价值观领域出现严重的困境和问题.这种困境会干扰和模糊人们在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认识和价值判断.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定位和中国价值观的现状与困境,我们应当构建一种以新型现代性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