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令适用粗放化之现状与解决

《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禁止令制度写入刑法条文中。通过对司法实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由于缺乏明确标准和程序规制，禁止令适用粗放化现象大量存在，是否宣告禁止令和宣告何种禁止令适用标准不一．禁止令内容缺乏个别性和针对性。应当以有利于隔离再次犯罪诱导因素作为适用禁止令的实质标准．完善多方参与决定禁止令适用制度，增加判决书说理和审前社会调查程序，从而有效发挥禁止令制度在教育和改造行为人中的效用。     

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困境与对策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了我国的刑法禁止令制度。该项制度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动了刑罚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但是,当前该项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难题:适用标准不明确,具体措施难以落实到位,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等等。这些困难严重制约了刑法禁止令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相当重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等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对之策。     

职业禁止制度的实证与教义图景

《刑法修正案(九)》新设职业禁止制度,使得我国的类似保安处分措施日臻成熟。《刑法修正案(八)》中禁止令制度之于职业禁止制度先行一步,职业禁止使得刑罚专业化、针对性的制度价值在禁止令制度的适用上可见一斑。职业禁止制度本质上属于类似保安处分措施,西方日趋完备的保安处分制度吸收了情境预防理论的思想内核,为职业禁止制度的适用提供了一管之见。必须结合《刑法》文本对职业禁止制度铢分毫析。具体而言,适用职业禁止规定的刑罚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主刑;在专门机构已经决定宣告职业禁止的情况下,法院仍有必要另行宣告。     

我国禁止令制度实施的困惑与完善进路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禁止令制度纳入实体刑法的范畴。然而,从法的确立到法的执行,禁止令制度的司法实践在短时间内面临颇多问题。从当前我国禁止令制度的产生背景及其内涵分析着手,探求该制度实行中的问题与困惑,力求寻找并构建完善该制度的合理进路,具有重要意义。     

禁止令判决的实践与实现——基于司法案例的实证研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非监禁刑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禁止令是值得关注的制度创新。《刑法修正案（八）》中,禁止令判决所涉的罪名较为多样化,一些罪名禁止令的内容较为统一,缓刑与禁止令的结合多于管制与禁止令的结合。禁止令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对犯罪人的有效监管,促进其教育矫正,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斟酌是否应当判处禁止令时,应依据犯罪情况综合判断,其中最核心的依据即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合理的判决对于禁止令的实行效果而言至关重要。     

公安机关执行刑事禁止令应注意的问题

刑事禁止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针对被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增设的约束性措施,为禁止该类犯罪人在特定期间实施虽不违反法律法规或管制缓刑相关规定,但不利于改造或可能诱发再犯罪的行为提供了必要的依据.作为刑事禁止令的法定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前有必要厘清刑事禁止令的内容、法律责任以及与其他相类似制度的区别等问题.     

对《刑法修正案(八)》之缓刑制度修改的解析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缓刑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缓刑适用条件的细化为实质条件和排除条件,实现宽严适中;增设的缓刑禁止令属于缓刑考察内容的附加条件,是对刑法第75条规定的标准条件的补充和丰富;缓刑考察机构由公安机关变迁为社区矫正机构,形成专业缓刑监督机构和社会力量结合的模式,实现从单纯规范到更生保护;缓刑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环境保护禁止令之适用审视

实践中以"环境保护禁止令"之名所作出的司法措施,其实质是涵盖了两种性质完全迥异的规范;作为民事行为保全性质而适用的环境保护禁止令,沿袭了民事行为保全制度的基本规则,但缺乏突显自身独特性的内容扩张;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性质而适用的环境保护禁止令,规避了一般程序下时耗所致的不利影响,但仍需正视与处理创新性适用引发的失当与冲突;针对适用混乱、统一性缺失等实践中的不良表症,环境保护禁止令适用的宏观调整方向应当为注重适用的规范化及制度化。     

论刑事诉讼禁止令的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禁止令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取保候审决定书中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的禁止性规定,在取保候审制度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适用刑事诉讼禁止令的前提条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决定取保候审。适用刑事诉讼禁止令的实质条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实施特定行为存在着诱发社会危险性及妨害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可能性。     

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刑事职业禁止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标志着刑事职业禁止作为一种预防再犯的措施被引入我国刑法典。现阶段我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中职业禁止适用率低且立法上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分则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明确刑事职业禁止的规定,在比例原则和合宪性理念前提下,扩大适用范围至单位犯罪,构建复权制度,以促进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水平的提升。     

刑法“禁止令”:求解与质疑

刑法禁止令是一种配合刑罚起辅助预防作用的强制性约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法功能的扩张性倾向。匡定刑法禁止令的内容首先需要妥当解决国家、法院、被告人之间两两存在的三对矛盾,并遵循一系列原则,在匡定其具体内容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又可以适当借鉴当前国外的若干做法,汲取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立法上对于禁止令的究责规定有待商榷,主要表现在处罚依据不够合理、处罚功利且失衡等,可以通过社区矫正消解疑问。     

社区矫正、禁止令的功能冲突与调适——社区矫正中的禁止令观念之提倡

管制、缓刑、假释均系非监禁刑,需要对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以促使其复归社会;而刑法规定对上述犯罪人可以判处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普通禁止令或者职业禁止令。社区矫正与两种禁止令可能存在功能冲突,从而导致诸多疑问;为实现社区矫正与两种禁止令的功能调适,应当提倡社区矫正中的禁止令之观念。     

刑法“禁止令”：求解与质疑

刑法禁止令是一种配合刑罚起辅助预防作用的强制性约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法功能的扩张性倾向。框定刑法禁止令的内容首先需要妥当解决国家、法院、被告人之间两两存在的三对矛盾，并遵循一系列原则。在框定其具体内容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又可以适当借鉴当前国外的若干做法，汲取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立法上对于禁止令的究责规定有待商榷，主要表现在处罚依据不够合理、处罚功利且失衡等，可以通过社区矫正消解疑问。     

数据遗忘权的刑法学观察与协同保护

欧盟长期引领数据遗忘权的权利化进程,欧洲法院的世纪性判决正式确立数据遗忘权的权利地位。我国理论界主要从法理学、宪法和民商法等方面透视数据遗忘权的本质及其立法问题,却忽视刑法与数据遗忘权在理论源头、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全方位紧密联系,导致刑法保护数据遗忘权的功能被搁浅。应当理性松绑刑法"事后法"理念,前科报告与免除制度、网络空间禁止令、禁止职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合理的犯罪化等都是刑法保护数据遗忘权的现实途径。     

战时缓刑制度的效力问题探微

战时缓刑制度是世界各个国家刑法或军事刑法所规定的一种缓刑制度。其在适用时间、适用空间与适用对象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战时缓刑制度在形式上区别于普通缓刑制度。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战时缓刑制度在适用效力上具有自身特点。     

论刑事禁止令的性质、适用原则及法律后果

禁止令是指强令管制犯或者缓刑犯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实施某种行为的一种法定不作为义务。管制禁止令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性，缓刑禁止令具有与监禁刑关联的属性。禁止令适用的基本原则有“必要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后者包含关联性、可行性和不得重复禁止等三层意思。管制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与缓刑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不可相提并论。对管制禁止令的违反是对刑罚执行义务的违反和抗拒改造的表现，不属于犯罪行为，故不可能引起刑罚后果；对缓刑禁止令的违反，表明不执行原判监禁刑的法定条件消失，从而引起执行原判刑罚的后果。     

论刑事禁止令的性质、适用原则及法律后果

禁止令是指强令管制犯或者缓刑犯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实施某种行为的一种法定不作为义务。管制禁止令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性,缓刑禁止令具有与监禁刑关联的属性。禁止令适用的基本原则有"必要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后者包含关联性、可行性和不得重复禁止等三层意思。管制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与缓刑禁止令的法律后果不可相提并论。对管制禁止令的违反是对刑罚执行义务的违反和抗拒改造的表现,不属于犯罪行为,故不可能引起刑罚后果;对缓刑禁止令的违反,表明不执行原判监禁刑的法定条件消失,从而引起执行原判刑罚的后果。     

论单位犯罪的自首

刑法修改后,明确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地位,但刑罚制度却没有实现同步变迁,对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自首没有明确规定。依法理,单位犯罪应有自首制度的适用,现行刑法规定阙如,构成法律漏洞。对此问题,应先通过法律解释的途径,再通过法律修改的途径予以解决。 一、问题之提出 自首是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正确适用量刑制度,对于鼓励和引导犯罪人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从而有效地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具有重大意义。现行刑法第67条对自首制度作了集中规定,但依通说,该条仅适用于自然人     

党政纪处分下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数额和追诉时效

党政纪与刑法同为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的重要制度。在党政纪处分与贪污贿赂犯罪刑事处罚衔接适用的过程中,要厘清各自的性质和适用范围。党政纪处分与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法律衔接适用时,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数额要结合党政纪处分是否是终局性处分而确定;确定追诉时效时要类推适用刑法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以平衡追诉时效制度和刑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关系。     

浅析《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的缓刑制度

我国的缓刑制度存在缓刑适用实质标准不统一、界限模糊等诸多弊端,致使各地区法官操作不统一,甚至有失公平公正,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的49个条款进行了修正,其中涉及缓刑制度的有四个条款,在适用条件与执行制度等方面对我国的缓刑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正,使我国的缓刑制度进一步完善,与人性化的国际刑法思潮进一步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