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毒品犯罪法律规制探讨

对新型毒品犯罪的打击防范是目前禁毒工作中最为紧迫和棘手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的新型毒品犯罪法律规制措施分析梳理,从刑事法律视角层面,提出规制新型毒品犯罪的建议。建议相关的司法解释能及时增加对新型毒品的定义、种类、所属的管制级别、准诉标准、量刑尺度等规定;相关司法解释能尽快完善关于毒品含量鉴定的鉴定分析方法、换算标准、鉴定的案件范围等具体内容,便于实践中操作;在恰当时机提高新型毒品犯罪相关定罪量刑依据的法律效力。     

论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为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就必须重视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现有的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不足,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应按以下思路进行调整：重新定位食品安全犯罪;扩充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完善责任形式。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具体改进措施包括：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增设食品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罪;对“食品”的概念作扩大化解释,并在刑法中明确其涵义;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犯罪构成加以改造;完善法律责任形式。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如今已屡见不鲜,纵观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过程中暴露出理论研究滞后、司法实践尺度混乱、司法解释缺失以及监管秩序不完善等漏洞。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互联网犯罪日益猖獗的现象使人束手无策,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及时介入、充分保障网络环境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如今已屡见不鲜,纵观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过程中暴露出理论研究滞后、司法实践尺度混乱、司法解释缺失以及监管秩序不完善等漏洞。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互联网犯罪日益猖獗的现象使人束手无策,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及时介入、充分保障网络环境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主要是观念守旧、宣传力度不够，器官移植相关立法及刑法解释工作滞后。行政刑法与刑事刑法衔接不当。应完善器官移植犯罪刑事立法，一是在刑法中增加专门的有关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二是利用刑法中的已有规定处理器官移植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重构

虽然《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作了新的调整,但是现行的刑法规制不尽如人意。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四十条之间区分标准不统一,容易造成法条的误读,与前置法也不能有效衔接。如果对相关法条进行重构,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能明确食品安全犯罪的阶梯关系,与国际通行立法例相一致。     

新型毒品犯罪的死刑判处要慎之再慎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型毒品犯罪和滥用在我国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加之历史和观念等方面原因,当前国家面临对新型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压力,这将有可能导致我国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扩张。包括新型毒品在内的毒品犯罪难以认为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罪行,对其规定和适用死刑,缺乏正当性基础。我国当前应当严格控制、尽量排斥对新型毒品(除冰毒外)犯罪适用死刑,它符合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方向。另外,毒品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对其(包括新型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效用极其有限。     

禁毒国际公约对我国毒品犯罪法律规制的启示

作为世界性的公害,毒品犯罪早在20世纪初就成为国际社会重点打击的犯罪之一。1988年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对毒品犯罪的种类及其构成作了详细的规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浅议高利贷活动的刑法规制及犯罪侦查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银行紧缩银根双重影响,社会面资金供需矛盾突出,高利贷活动趁势抬头、发展蔓延,呈愈演愈烈之势,对职业高利贷经营者,运用刑法进行规制打击,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应牢牢抓住非法从事金融业务即犯罪嫌疑人未经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这一主线,以犯罪嫌疑人向不特定的单位和个人发放贷款为切入点,以社会危害性为重要衡量标准,开展深入细致的侦查取证工作。     

融资犯罪刑法规制路径优化探索

以融资犯罪的整体规范视角分析当前合法、非法或者构成犯罪的民间融资行为,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刑法规制各类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的规范功能与结构,动态地考察与反思当前融资监管行政法律规范与融资市场机制刑法规范之间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解决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失衡与紊乱的关键在于:在制度执行上实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机制刑法平等保护,在规范适用上实现融资犯罪主观与客观构成要件证明压力分散与均衡。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探讨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总的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它着眼于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以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为目标,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和措施反映国家对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度。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有五大价值基础,即秩序、法治、效益、人道、科学,它们对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设定、执行、调整均具有指导意义。     

论侵犯社会信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起步阶段,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对于社会信用加以刑法保护十分必要.而对侵犯社会信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必须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在刑法视角下讨论社会信用相关基本问题,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认清对侵犯社会信用行为进行刑法规制过程中的困境,并寻求相应的解决路径,有助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论我国侦查权之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中,侦查作为侦查机构代表国家单方面针对个人、法人或单位进行的追诉活动,常常面临着限制和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问题,也存在着侦查权被滥用的危险。因此,如何构建一种旨在约束权力的法律规制,确保处于被追诉地位的公民拥有一些最基本的防御权,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研究的课题。应从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完善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惩戒措施、强化犯罪嫌疑人地位、技术侦查法定化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对侦查权的规制做一些初探,力求使刑事侦查权的行使建立在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上,从而使侦查程序更具正当性。     

敌人刑法:一个反击恐怖犯罪的新视角

敌人刑法是雅科布斯提出的针对某些特殊危险犯罪的新理论。敌人刑法与市民刑法相对,它以规范适用论为基础,主张对从根本和原则上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视为敌人,对该类人员应当予以实施特别处遇。敌人刑法理论与政治斗争无关,并不违反法治国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敌人刑法理论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反恐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对严重犯罪坚持严厉打击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人权保障.这一倾向应当主要体现在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对轻微犯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既有理论、法律依据,又是实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对轻微犯罪的处理存在着打击面过宽、适用逮捕措施过多、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力等不良倾向,对此需要从推广刑事和解、减少逮捕适用、缩短办案时间、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改进办案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     

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思考——兼论毒品犯罪限制适用死刑

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仅次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对之也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固然有历史与刑事政策的原因,但从预防犯罪和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看,应当通过扩大财产刑和自由刑等措施限制适用死刑。     

刑事证据规则与诉讼规则的配套设置

刑事证据规则单独立法符合我国司法的现实情况。确立刑事证据规则应注意与诉讼规则相互衔接 ,从而使证据立法有相应的诉讼制度作保障。     

毒品犯罪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是否从事某一项行为都是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进行的。毒品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综合分析该行为的成本收益之后才实施毒品犯罪的。以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毒品犯罪的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以此为基础对禁毒对策进行经济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