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的路径分析

转型时期要建构转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权力 ,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的合理化 ,在加强中央权威的同时还应扩大地方的权力 ,还须建立地方利益的表达与平衡机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模式     

转型时期实现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民主化的路径

转型时期实现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民主化的路径包括 :建立地方利益的表达和平衡机制促进中央决策的民主化 ;完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使地方行政首长选任民主化 ;逐步由地方梯度分权走向地方均权化 ;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

真正落实土地保护责任、处理土地违法案件,中央机构难免顾此失彼。每年数以万计的土地违法事件,依靠中央政府机构无论如何是应付不过来的。农地保护也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机制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初探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既反映中央与一般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 ,也反映一个统一主权国家内各民族之间关系 ,特别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平等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治理的重心 ,因此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的本质是民族平等权。民族政治关系的理论体系是以民族平等权为核心范畴和多样性统一的基础而演绎出来的逻辑整体 ,是一个由必然权利 (民族平等权 )、应然权利 (生命平等权、政治平等权和发展权 )和实然权利 (少数民族公民权利、自治权以及与之相应的政府职责 )等组成的权利体系。民族权利是民族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 ,中国的民族政治学理论应由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权力学”向以“民族权利”为核心范畴的“权利学”转变。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令行禁不止”问题

三令五申根源于政治和政府体制缺乏明确合理的法定权益分割机制,要改变禁令泛滥的局面,应进行大力度的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权益划分只有明确合法,才能有法可依;权益分割只有公平合理,才能有法必依;权益配置只有正当适度,才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良法善治实现之日,正是三令五申消亡之时。     

论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必要性

学界目前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问题的必要性的探讨并不深入。事实上,就理论必要性而言,这一研究既是制度深化的基本规律的体现,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各相关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必然结果。就现实必要性而言,不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失调需要以法治手段加以矫正,而且中央与不同类型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呼唤宏观、基础性的研究。此外,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为客观实践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与地方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的经济地位得到增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地方主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上,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考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及其方式,有助于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新契机

如果不能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彻底的制度性分权,驻京办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撤销,即使撤销也还会有类似机构改头换面出现     

试论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八大原则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应遵循八大原则,即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集权与分权相平衡的原则、公民权利决定公共权力原则、调动地方积极性原则、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协调原则、行政区域与司法区域相分离原则、公共权力运行效率最高原则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原则。这八项原则对于促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新的均衡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关系及其转变

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关系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普遍重视的基本问题。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是二战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但此时的中央仍然对地方有很强的控制力。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地方分权改革的进行,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开始转变。本文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方式角度出发,阐明二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从地方分权改革的特点中得出若干启示。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现状及改革的进一步构想

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是我们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出发点。本文对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新形势下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以及进一步进行政府问财政关系改革的构想。     

超大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超大社会是中国最大国情,以超大社会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国历朝各代的兴衰明灭,当今世界其他主要大型社会的集权与分权的权衡,为构建适合超大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足以借鉴的智慧。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与地方关系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集分平衡。     

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宪法文本中的演变

目前学界在探讨央地关系法治化时,基于宪法文本的分析较为有限。为回应新时期央地关系改革的需要,应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开始对我国历部宪法中央与地方关系条款的演变进行研究,以对原则性条款、中央与特殊地方关系条款、静态条款、动态条款以及间接条款等的类型化为基础,归纳发展规律,明晰内在逻辑,总结其局限性,并依照不同的条款类型分别提出发展与完善方案。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权关系法治化论纲

税权语境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侧重的是征税权、收税权和用税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配置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强调央地事权法治化是央地税权关系法治化的前提,事权与税权的匹配是央地关系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并指出通过征税权回归＂人大主导＂;刚性的税权预算;用税权的合理转移支付和＂议会型＂税权审计监督模式来实现央地关系的法治化。     

改革开放30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体制变迁,分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由此带来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虽然两个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过程和最终取向并不相同,但中共几代领导人的理论思路是共同的.因此无论是前一阶段的行政放权,还是后一时期的不断磨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都为我国提供了政治智慧.     

中央与地方关系治理中的刚性约束与柔性参与——中俄两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治理实践考察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权体制中的重要问题.当代治理理论的提出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提供了新思路,其核心是多元协调治理,其中刚性约束与柔性参与是积极因素.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有集权传统的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主要集中在政权层面本身.它们应该发挥法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管理提升为治理.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值得期待

2007年我国重大事故不断，例如5月5日山西临汾市浦邓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8人死亡；6月15日广东佛山发生九江大桥被撞垮塌事故；8月13日湖南凤凰县堤溪大桥垮塌特别重大事故，64人罹难；8月17日山东新泰煤矿发生溃水事故，172名矿工被困井下，已无生还的可能。     

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 合理分配事权与财权

地方政府现在有三个高度依赖,或者说是过度依赖。一是过度依赖负债,二是过度依赖卖地,三是过度依赖转移支付。50个中西部的县,靠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占71%,中部的比例是46%。转移支付本来是一种修正补充的机制,现在成了基层政府进行财力分配的主导机制,对此我深有感触。     

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分工问题

马岭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载文《地方立法权的范围》,探讨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分工问题。其一,属于“中央立法,中央执法”的事务。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域,如国防、外交、外贸、关税等;涉及中央国家机构组织法等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其二,属于“中央立法,中央和地方都要执法”的领域。包括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协调的法律;     

中央与地方关系变革中需要避免的理论误区和实践误区

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既是一直存在的历史难题，又是当前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实践和相关讨论中，存在着一些误区。研究发现：诸如“改革就是简政放权”，“垂直管理是灵丹妙药”等一些“流行”的说法，或者是片面的；或者不甚准确、精确。针对这些似是而非或片面的说法，文章从学理上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