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国化”的法治路径

徐显明2012年3月11日在《法制日报》上撰文《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认为,中国大国化进程的实现,必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法治化为据。实现法治创新,是中国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型则可能是实现中国大国化地位的最终标志。     

重构公共文化与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重构公共文化。要能够形成公正的、长远的公共性共识,就必须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可以指导经济转型和体制创新,使其能最终完成;可以作为教材,应用于教育和普及,对改造旧的国民性、形成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民性起到长期性作用。     

城市社区公共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已按照大部门体制要求开始实施，四川、浙江、湖北等地的地方政府也开始根据大部门体制要求，着手整合现有部门。那么，作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基本单元的城市社区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改革趋势呢？我国现行社区公共管理体制是在我国宏观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形成的。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提出和推进以及“大部门体制”的探索和试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被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社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     

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突破--对浙江温岭新河镇公共预算改革的观察

2005年7月27、28日,在浙江温岭市新河镇进行了一个公共预算改革的试验。改革的方法是将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草案提交给镇人大,经人大代表就预算的具体内容对政府进行询问、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之后,再由镇政府和人大的预算审查小组共同修改预算,形成新的预算方案,再提交人大会议通过。虽然这种公共预算的改革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而且是在乡镇一级进行的,但是意义却很大。我们现场观看了这个改革,现将观察情况及有关公共预算的改革的想法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一、新河镇公共预算改革的做法新河镇进行公共预算改革之前,温岭市曾经于2005年4月…     

论我国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的完善路径

我国从1999年开始在税收制度、财政支出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等方面不断地进行体制性的重大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但大多只是“外围战”，尚未触及公共财政的核心——预算监督制度。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的财政体制虽已初步具备公共财政的轮廓，但离真正的公共财政尚有相当距离。因此，完善预算监督制度，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增强权力之间的监督与制约，使政府依法履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是我国公共财政建设的当务之急。     

过程与选择：公民参与公共预算问题研究——以人大为中心的预算听证

从2008年底开始,闵行区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组织举办预算听证会,先后对闵行区政府的7个预算项目进行了公开听证。本文以闵行人大常委会2010年部分财政预算项目初审听证会为研究对象,分析公众参与公共预算监督的全过程。     

提升领导者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路径选择

近些年,公共危机频发,其内容和程度也不断变化,给公共部门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危机发生后,事态的突发性、紧急性和严峻性要求领导者在这种非常态情境下,迅速准确地做出决策。而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决策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决策过程中出现任何一点问题都将造成不可预计的后果,领导者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如果没有领导权威进行控制与协调,会大大加重混乱状态。     

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政府有效性论纲

楚德江在《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对政府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充满竞争和风险的社会环境却使提升政府有效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在政府理念、角色定位、政府能力、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差和不足,     

新公共管理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西方国家行政管理领域的创新,是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挑战,对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有启示作用。但由于国情和改革的背景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而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和创造性转换。     

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窘境与均衡路径

廖奕在2014年第3期《南京社会科学》载文《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窘境与均衡路径》认为,中国司法改革遭遇瓶颈,不仅仅因为“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等西方政体符号的阻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与文化的深层冲突。中国转型时期的非均衡发展基本国情很难短时间改变,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均衡诉求已经极为强大,决策者们也适时因应了这一趋势,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方案。     

我党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的进程及经验

马建珍在《理论探索》2010年第5期撰文认为,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是党应对执政考验、风险社会挑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党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经历了一个提出、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党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经验是：     

我国预算制度改革与创新的路径选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预算是国家的财政收支计划,决定并集中反映国家机关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财政预算制度不仅涉及经济体制,也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体制。建国以来特别是预算法实施以来,我国预算制度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论《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范式,扫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障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共管理类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和谐发展路径

创新型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的支持。我国高校的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体制近年来成长迅速,但仍处于探索阶段,与社会需求有一个动态渐进的和谐过程。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社会需求主体的吸纳意愿、供给主体的从业发展意愿等角度分析了公共管理类人才的培养现状及社会适应性问题,并从社会人才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等角度,对高校人才培养和社会人才需求不和谐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能够与社会需求和谐发展的公共管理类创新人才的培养路径。     

公民参与预算制度的设计与建构

<正>公共预算涉及广泛的公共利益,是政府行政活动的重要部分之一。因此,作为"政府对公众的公共偏好进行有目标选择的结果"的公共预算,公民的参与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因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洛克:《政府论》)一般来说,人民代表对政府财政预算行使审批权,是公众对政府活动进行约束和限制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途径。然而,公民的直接参与,却是对这一监督方式的补充和后备保证。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的公共     

参与式预算何时修成正果？——“巴西经验”引入中国的进程

1月17日,浙江温岭市拉开了今年预算民主恳谈的序幕。1989年,巴西劳工党在阿雷格里港首次进行了参与式预算的实践。虽然巴西经验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引入中国,但中国农村此类实践从9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当时不叫“参与式预算”而叫“村务公开”或“村务民主管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与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所蕴含的研究范式,具有总体性的特点。"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理论诉求和实践指向,综合性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点,体现了实践活动和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就是对"中国化"范式的确认和多维度的理解。     

从“发展主义”到“以人为本”——双重转型背景下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转变

在全球化与国内社会双重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公共管理正在历经路径转变,即从“发展主义”转向“以人为本”。针对“发展主义”带来的失衡和以往形成于同质社会的一整套管理模式,中国公共管理的路径选择应以人为逻辑起点,构建全面、均衡、协调、可持续与可治理的社会。中国公共管理最终将从经济建设的管制型公共管理转变为均衡发展的服务型公共管理,从政府单独治理型公共管理转变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型公共管理,从为民做主的权力本位型公共管理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权利本位型公共管理。     

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基于焦作试验的考察

在性别预算的焦作试验中,结合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探求了其自主推广的路径选择。中国的性别预算改革面临着政策执行效力不佳、公民参与能力有待加强、性别预算分析工具不够完善等问题。就未来发展而言,应从地方试点的推广做起,逐步拓展性别预算的应用范围,并探索性别预算与当前深化财税改革的有效整合。     

“中国梦”：一个系统的实践进程

李旭华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8期撰文认为,＂中国梦＂是一个系统的实践进程,它由实践目标、实践方案和实践路径构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实践目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步走＂战略是实现＂中国梦＂的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