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分类方式批判的冷思考——从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分类视角出发

基本权利的分类问题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有关基本权利的自由权与社会权就是通过基本权利的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性质进行分类,此种说法一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近来此种说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但是,各种批判意见都忽视了基本权利本身固有的双重属性,即"主观权利与客观法"以及权利保护方法的时代演变性。自由权与社会权恰好是与"主观权利与客观法"互补的分析方法。     

论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职权正当化事由——以法律保留、宪法保留的功能与规范基础为中心

公民宪法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化所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限制职权的正当化,而法律保留和宪法保留原则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律保留和宪法保留的本质区别在于控制立法权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前者允许立法机关立法调整本来应当属于宪法保留的事项且要求其对重要事项"亲自调整",后者则禁止立法机关规制宪法保留的事项。我国宪法虽然蕴含了法律保留的精神,但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律保留,而是"特定依据保留";且基于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信任,我国宪法并未确立宪法保留原则。     

符号之境中的消费社会——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理论是鲍德里亚早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的产生是以社会从生产社会向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为基础的。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社会的双重变化：即物品的使用价值的没落和符号价值的凸显;作为消费主体的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异化。同时,鲍德里亚探讨了当今以广告为代表的技术媒介在消费社会中的支配作用及其与符号逻辑的共谋性。消费社会理论的现实语境决定其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其理论对于正确认识、评价渗透于当今社会各个方面的媒介技术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以《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为例

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以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协调程度为参照系,论述了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强调处于成长阶段的中产阶级政治上倾向激进,是政治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已经壮大和成熟的中产阶级政治上趋向保守,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力量。他还分析了中产阶级中的青年学生和部队军官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对于我们今天引导和规范中间阶层健康成长、建设和谐的橄榄型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社会流动与利益共同体整合——《荀子》教化传播思想基础及其内在理路

战国末期,掀起新一轮土地兼并和势力扩张,兼并与反兼并中更凸显“人”作为社会资源的重要.荀子关注对“人”的吸引以及人心凝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教化传播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重要策略得到进一步深入论述,强调利益共同体整合,对教化传播作用于人的态度、行为作出了阐述,提出了社会教化传播控制论.这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的思想,包括传播关系、传播导向、传播话语权等.儒家的传播关系论基于传者本位,却导出对传者的约束和纠偏机制,具有本土历史、文化心理和环境特点.     

论国家保障民生义务的宪法哲学基础——以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为视角

所谓民生，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德国法上作为客观规范或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在宪法价值体系上的本质是指个人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个人自由与平等乃为国家整体之永续价值；基本权是一独立、持续、恒定、动态、融合等特性的价值体系。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为保障民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客观价值秩序，人权对国家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由此产生了国家保障民生之义务。     

重构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为了人的尊严》序

从权利到尊严 没有谁会否认,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改革三十年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作为一个宪法学者,我当然不反对谈论权利;事实上,宪法成天在谈论各式各样的“权利”。尤其是在中国人的权利保障还很不到位、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仍然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人权理念。但是作为一个“中庸”主义者,我自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把握一个度,即便权利也不例外;“权利”谈太多了,也会出问题。     

和谐社会的发展哲学——评《社会共生论》

在中国社会经历了近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建设和谐社会几乎是必然的举措，是顺理成章，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经济十余年的连续高速增长，社会关系和城乡结构的巨大变化，已引发、在近几年更凸显了社会矛盾，经济昂首前行的同时，遗留下许多社会问题，结构需要修复，关系需要理顺。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这一现实需求的集中反映，既是执政党意志，更是包括各阶层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态和愿望。显然，这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障。     

读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讲义》——立足于人性看《利维坦》中的社会契约

罗尔斯在他的《政治哲学讲义》中对霍布斯的利维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主要在世俗系统内对《利维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的分析不是基于神学知识的考虑,而是通过对人性的认知,并以人性为核心,来看待自然状态如何转变为战争状态,以及如何由自然状态下形成订立契约的合意,最终导致自然状态向市民社会的转变。     

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哲学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哲学关系问题评说(之六)

<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一说,可以信其有,也可以信其无。说"有"者,是因为现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联系无不是社会联系;说"无"者,则是因为种种被称为社会联系的关系或活动都有各个自身的称谓,无需用一个什么社会联系去称呼它们。     

马克思哲学与“人”的理解原则的根本变革

对人的研究，关键不在干使用“人”的观念打出“人学”的旗号，而在于切实领会马克思所确立的把握人的理解原则方法。马克思在人的问题上最为重大的理论贡献在于超越了传统哲学把人理解为一个“现成存在”的理解原则和思维方式，而确立了理解人的“生存性”理解原则和思维方式，从而为通向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存在开辟了道路。从“现成性”到“生存性”，并进一步把这种“生存性”领会为人的“自由性”，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理解最具革命性和启示力的地方。     

论"汽车社会"领域的政府职能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汽车尤其是小型私人汽车的消费量迅速增加,"汽车社会"准备不足将带来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汽车社会"领域的政府应把工作重点从"缺位"、"越位"中拉回来;用汽车消费政策引导"绿色汽车社会";启动与汽车相关的服务业;并努力学习国外相关的先进经验.     

论"汽车社会"领域的政府职能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汽车尤其是小型私人汽车的消费量迅速增加,"汽车社会"准备不足将带来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汽车社会"领域的政府应把工作重点从"缺位"、"越位"中拉回来;用汽车消费政策引导"绿色汽车社会";启动与汽车相关的服务业;并努力学习国外相关的先进经验.     

"好公民":和谐社会执政党建设的伦理政治基础

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法治既是思想实验,也是制度践履。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社会基础是全体成员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思想层面,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道德体系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是以公民道德为核心的现代道德观念的形成。把"好公民"概念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伦理政治基础,旨在通过使每个党员对成为道德上的"好人"和法治社会合格的"公民"这种社会角色的认知与定位,来引领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因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不仅写在党章上,更主要是通过在各个权力岗位上的每个共产党员的具体行为展现出来。     

从苏东变局看无产阶级执政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

前苏东国家执政党长期背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最终被人民所唾弃.江泽民同志总揽全局,在世纪之交提出了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时代感的“三个代表”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应对各种风浪和挑战的考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主观特征辨析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包庇行为只能是出自故意 ,而纵容行为则可出自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并不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确认识到对象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不可缺少的条件。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包庇、纵容犯罪的人 (包括犯罪组织及成员 )的违法犯罪活动 ,便构成本罪故意所必需的认识因素。     

宜黄县梅湾村招赘婚姻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及全社会共同行动。     

以“国家警察作为社会资源”理论为基点展开的言说——关于社区警务与中国群众路线警务的相关研究（下）

（四）自助警务（Policing as self-help）。正如前述，该理论肯定了社区警务。因为它从理论层面以及现实细节上．开放性地论述了公众为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在警察力量作为社会资源的发展和配置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以寻求解决当前问题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关于“自助”、“私人治理”以及“个人正义”的理论。     

实施“大警务”战略的探索与思考——以杭州市萧山区为例

在社区和农村警务建设全面推进并取得重大成效之时,从新形势下深化"三基"工程建设的要求出发,从贯彻落实浙江省公安厅提出的"两个最大"理念的要求出发,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基层警务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实施"大警务"战略,积极打造社会化、复合型、整体性的警务新架构,做强警务平台,延伸工作触角,突出管控重点,有助于基层公安机关进一步提升对社会治安局势的驾驭能力。     

把"三个代表"作为执政党的理论基石对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影响

本文对"三个代表"这一新时期党的行动纲领的理论创新进行了探讨,较系统的分析了把"三个代表"作为执政党的理论基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夺取政权的党向执政党转变基本完成,这对中国政治文明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