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冤案平反的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分析

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杨乃武之所以能逐渐上升为案件主角,积极推动着冤案平反的进程,在于他所掌握的资本远远优越于“小白菜”葛毕氏。当事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状况决定了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和权力,进而影响案件的进程和结果。这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该案中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也使得对于正义的诉求蜕变成当事人之间各种资本的较量,最终势必影响司法正义的实现。     

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在对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2000年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各地区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的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社会资本通过加速工业的集聚的方式,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也进一步表明,我国地区间在社会资本水平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浅谈政治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英、法、美三国为例

政治文化对于一国的政治制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英法美三国虽然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适精神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三国关于三大权力的分配却随各国政治文化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点.由此,本文对英法美三国政治制度中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的大小和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各国政治文化对其政治制度具体设计的影响.     

论社会资本和城市居民政治参与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从非政治社会互动中发展出政治后果,由自治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以及公民之间的信任对政治参与行为会产生影响。本论文通过对部分城市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定量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起到积极作用的。     

“大调解”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视野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已经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中国的法律体系框架下，由于宪法不可诉以及行政抽象行为不可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国内法院不能获得完全的司法救济。“大调解”将多种调解方式进行有效的整合，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化解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司法机构在法律局限和资源不足方面的缺陷。将“大调解”适用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的过程中，法院应当确定优先履行核心义务，发挥灵活的能动司法作用，推动立法完善来增强司法救济。     

企业政治战略、政治性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源获取——政府俘获微观机理的实证分析

作为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政府俘获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课题。然而,学术界对政府俘获的微观机理一直缺少系统性研究,相应地,也始终无法说清楚究竟如何治理政府俘获。论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选择EMBA学员中企业高管人员为调研对象,观察2008—2010年269家企业的数据资料,对企业政治战略、政治性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①企业政治战略对构建政治性社会资本和获取政治资源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的政治战略影响程度存在差异;②企业政治战略对政治资源获取的作用是间接的,政治性社会资本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社会和谐——以信任为中心

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三个方面的具体内涵,本文以这三个具体内涵为框架,分析社会和谐的要素。并以信任为着眼点,信任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社会和谐存在着逻辑关联性。基于信任的两个维度,即个体间的信任和个体政府间的信任上,分析这种逻辑关联性。最后指出在中国这样的特殊主义信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培育个体间信任、个体与政府间信任,是走向社会和谐的要务。     

论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的分析和思考

农村社区文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娱乐、文化设施,还影响和包容着人们的行为规范、信仰观念、人际关系等。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CGSS2005)的分析显示,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文化活动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上看都非常的匮乏。相关分析显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不仅有利于增进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强化社区认同感、增进地缘关系和人际关系,而且对于使村民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农村社区具有重要作用。     

宪法的社会性考察——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分析路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的矛盾发展,构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的基础和根据。宪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斗争发展的产物,它使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普遍有效的良法规则,从而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从市民社会理论角度分析和审视宪法发展的深层历史脉络和渊源,我们发现:宪法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根本法。基于对宪法性质社会法的界定,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诸多制度性的宪法保障,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     

贫困与反贫困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

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伴生物,历来受到经济学的关注,本文认为贫困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人们的一套行为模式和性情倾向。从实践的逻辑来认识贫困和反贫困更具有合理性,因此文中借用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对贫困和反贫困做出论述。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探析

我国自2001年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多方面完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并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探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将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     

论政治文明与经济法--一种基于理念的解释

政治文明与经济法之间有着共同的社会公正理念、共同的经济人权理念和共同的和谐理念.经济法的产生带来了崭新的法律理念--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也是文明的政治理念的基本内涵.经济法意义上的经济人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集体性的人权,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具体形态来看,几乎所有经济法律关系都包含着经济人权的基本内容,这些权利的实现状况也是一国政治文明实现程度的标志.作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缺陷的现代法,经济法的和谐理念是政治文明的和谐理念的法律表现和最终保障.     

Convergence in British Cultural Policy: The Social,the Cultural,and the Economic

It is increasingly the case that cultural policy at all levels of governance is expected to address a suite of concerns much broader than those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arts and creative practice. Indeed, in many nations, including most notably Britain, the concerns of cultural policy now embrace the economic and the social,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In Britain, this convergence is occurring as part of a broader policy concern to ameliorate social exclusion by providing people with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Drawing on the findings of a major study of the factors shaping cultural policy internationally,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and maps the priorities, key intersections, and convergences associated with these priorities in British cultural polic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n spite of taking different forms and having varying emphases depending on the constituency and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involved, the convergence agenda currently dominating British cultural policy is nevertheless remarkably consistent in terms of the discourses surrounding culture, the remit of the cultural sphere, and strateg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o Power: The Role of Preparliamentary Careers and Political Human Capital in the Obtainment of Cabinet Positions

Understanding the rise to power is central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 Yet, we still know little about the career paths of influential politicians like ministers. The literature assumes that dominant preparliamentary occupations (e.g., lawyer, local offices) predict promotion. We move beyond this potential ecological fallacy and suggest a perspective that emphasizes the role of gatekeepers and political human capital like national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We leverage complete career data of all Dutch MPs (N = 1,263; 1945–2012) and study their (N = 4,966) opportunities to obtain a cabinet position. A sequence analysis with fuzzy clustering reveals eight career paths in both the professional and political domain.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at uses these career paths as predictors shows that prominent occupations and communicative experience do not constitute the pathway to ministerial power; a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preparliamentary national political experience do. Findings support the value of political human-capital theory to understand political promotion.     

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最主要的是应当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应当在宪法文本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宪法地位,明确国家和政府在保障文化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加强对文化权利的平等性的保护以及应当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来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文化解读与经济犯罪的二律背反

文化承载着丰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取向。文化解读与经济犯罪在特定情况下是一个二律背反,负向解读文化就有可能诱发经济犯罪,而正向解读文化则有可能抑制经济犯罪。文化的发展最终必将使经济犯罪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有组织犯罪的政治经济分析

当前,在现代工业文明日趋成熟、民主政治日渐完善的同时,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试图建立一种可以使犯罪活动职业化、企业化、合法化的黑秩序,严重破坏了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特点和表现形式都说明,它有着较深的政治经济根源,并不是简单的社会治安问题。对此应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这种现象的本质特征、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并从国外入手结合我国实际,探讨行之有效的对策。     

城镇化进程中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对城市犯罪的影响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城市问题却对城市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诸多困扰。城市问题是城市犯罪孕育、发生和发展的温床,从整体层面上研究城市问题对犯罪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所有的城市问题中,城市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两种主要的"城市病",而且二者之间联系密切、关系复杂,其互动效应与联动效应对城市社会治安大环境的形成,对城市犯罪问题的衍变,对犯罪行为的主体与受体的塑造等,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建国后我国城市犯罪在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综合影响下,曾形成了4个犯罪高峰期,目前仍居高不下。     

社会资本视角下地方政府行政潜规则与信任危机刍议

行政规则的规范和信任资本的积累是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行政规则的运作会影响信任资本的发展,而信任资本的状况也会影响行政规则的效力。行政潜规则的存在会弱化显规则的效力,削弱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必须完善行政规则体系,提升信任资本,通过行政规则和信任资本的良性互动循环增进地方合作治理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