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近况及日本立场的考察

多哈回合2008年7月部长级会议最终谈判失败,主要分歧仍然在农业领域.美国和欧盟等发达成员虽然在国内农业补贴削减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在特殊保障机制等问题上依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开放进一步施加压力.谈判中,日本在敏感产品比例等问题上被迫让步,但这也是日本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欲进一步强化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结果.谈判破裂虽然延缓了日本农业进一步开放的时间,但日本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点将在"多边"和"双边"两方面影响日本的农业政策.     

建立中韩FTA过程中的农产品贸易安排构想

确定双方均可接受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安排,是建立中韩FTA过程中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之一。从中韩两国农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状况看,实现中韩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具有更大的利益,既是中国推动中韩FTA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提高中国农产品在韩国竞争能力及解决双方农产品贸易争端的重要措施。但是,韩国政府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始终持谨慎态度,主要是担心农产品自由贸易可能对其农业产业造成冲击、危及其粮食安全,并带来较大的政治风险。为此,双方应在建立FTA过程中就农产品贸易问题进行积极磋商与谈判,确立起合理的农产品贸易安排,具体内容包括确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合理范围和时间步骤安排、设置合理保障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最惠国待遇"机制等。     

试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日本农业改革的影响

共同农业政策从最初的以价格政策结合边境的措施到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调整,都一贯重视境内粮食自给、农业的发展和生产者的收入稳定.其此后的改革也强化了农业环境欠佳地区的农业政策,并导入了直接支付政策.WTO新一轮谈判中欧盟意图通过农业改革实现直接支付政策向绿箱政策的转换.日本在多边谈判中主张联合欧盟,国内农业改革也着力构建以"山间地区农业直接支付"和"跨品目农业经营安定对策"为主的直接支付体系,但农业政策重点仍然放在结构调整上.因此,要实现日本提高粮食自给率这一最重要目标仍须结合针对单一农产品的支付政策.同时,日本今后有必要加强同东亚地区国家的农业合作.     

坎昆会议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一个回顾2 0 0 3年 9月 1 0～ 1 4日 ,世界贸易组织( WTO)第 5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召开。此次会议是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的中期评估。 1 4 6个成员的贸易部长出席了会议 ,并在场外 2 5 0 0名抗议者的骚扰中开始了艰难的谈判。谈判争议的核心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但在会议后期 ,以欧盟国家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又提出了正式启动“新加坡问题”(即投资与贸易、贸易与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 )的谈判议案 ,并作为一揽子谈判的前提。此番举动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 ,致使该问题成为坎昆会议最终失败的直…     

美欧日经济摩擦在加剧

一近一年多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矛盾陡然升温,美国、欧共体和日本这三个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实体之间的经济摩擦在加剧、矛盾在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欧在农产品问题上达成妥协后又出现新争执,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再度搁浅。去年11月底,乌拉圭回合谈判曾出现过转机,美国和欧共体在农产品问题上达成妥协,规定了美欧减少和取消某些农产品补贴的时间表。这一妥协为打破长达6年之久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带来了希望。但是美欧农产品妥协首先遭到法国、比利时等欧共体农业大国的反对。法国发表声明拒绝这一协定,认为这项协议与同年5月份欧共体通过的欧洲     

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分析

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必定要在农产品领域实现贸易自由化,其中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首当其冲。虽然中日韩已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对三国间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日韩为保护国内脆弱的农业,大量运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并在多边农业谈判中就关税削减、特殊保障措施的存废等问题的立场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这预示着上述问题将成为中日韩自贸区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的难点。因此,即将开启的中日韩自贸区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应当结合有益的国内外实践,恰当规划谈判议程,遵守非歧视性原则,灵活设定关税削减问题中的农产品准入范围、过渡期,规范适用农产品特殊保障措施,从而推动该谈判各项共识的早日达成,进而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程。     

从农业补贴视角浅析拉美粮食安全与农业改革

全球粮价上涨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短期因素有,全球变暖引起的干旱、暴雨等恶劣天气导致粮食产量下降,油价高企使得大量粮食作物被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美元疲软导致大量投机资金进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从而提高了粮价,等等.从长期因素看,粮价飙升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各国在农业投入和农业贸易政策方面所累积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农业补贴角度阐述发达国家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并在研究拉美粮食贸易现状的基础上试图说明拉美国家构筑粮食安全战略的途径.拉美粮食部门所处的劣势是,国内支持不足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发达国家凭借高额补贴向国际市场"倾销"农产品.为扭转上述趋势,拉美国家一方面要在农业补贴由价格补贴向收入支持转变过程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并为小农户构筑安全网,另一方面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前提下争取充足的政策空间和灵活性并在未来的多边谈判中采取集体行动以纠正全球农业生产与贸易之间的系统性不平衡.     

"多哈回合"与非洲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过 8轮谈判不断得到补充和加强 ,直至创立世界贸易组织 ,成为规范国际贸易行为的框架。非洲日渐边缘化 ,既与世贸组织体制限制弱小国家的作用、使之处于被动地位这一弱点有关 ,也与昔日非洲国家主观上不够重视多边贸易谈判密不可分。西雅图会议是非洲国家改变其处理世贸组织问题方法的分水岭 ,非洲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多哈回合” ,争取和捍卫非洲国家应有的权益与地位。但近期在农业、纺织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协议问题、谈判应对新议题的能力等诸多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非洲国家必须格外小心地走好每一步。     

俄罗斯农业发展与战略政策选择

本文概述了俄罗斯农业发展状况,分析了其发展战略,并对其整体农业政策进行了梳理。总体结论是:俄罗斯虽然已恢复成为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但农业发展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农业发展战略目标尚局限于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农业政策则主要致力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鼓励农业吸引外资、进行创新、发展现代农业等方面的政策思路尚不清晰。     

美日FTA/EPA:进程、焦点、前景

拟议中的美日FTA/EPA对两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区域经济合作中"竞争性自由化"的体现,也是日本推进农业自由化和加速国内规制改革的重要机制,对于亚太地区的日美同盟以及推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相比与第三方的经济合作协议,美日FAT/EPA谈判进程仍相对滞缓,目前尚停留于国内政策讨论的初始阶段.农产品市场开放等焦点问题仍是难以跨越的障碍,同时,美日FTA/EPA谈判还受到两国国内政局变动的深刻影响.推动美日FTA/EPA的若干积极因素主要表现为两国产业界的支持、较为完善的既有谈判架构、日本国内对美国经贸外压的善意接纳等.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对美中贸易的影响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演变的历史表明,出口管制始终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一直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且使两国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由于奥巴马政府并未改变美国对华的一贯立场,因此其推动的出口管制改革并未惠及美中贸易,使美中贸易关系的发展日趋复杂。在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美中两国的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美中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日美贸易摩擦中三大谈判机制的对比研究

"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美经济框架对话"是战后日美双方缓解贸易摩擦的三大谈判机制。对三大谈判机制及其各自内部子议题的对比研究发现,贸易谈判中外压强度和谈判有效性之间并不存在对称关系。在这些谈判机制中,美国对日外压与日本国内的内压之间形成了动态的双层博弈。内压的结构与价值诉求、利益指向是分析贸易谈判的重要变量。     

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安全在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中的影响日益彰显。在国家安全的视域下,美国政府调整全球供应链的逻辑依据为“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的国家安全侧重国家利益与价值,全球供应链调整则诉求产品(或服务)的可替换性,二者交互作用,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就成为分析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国防论”侧重诠释具有国防意义产品(或服务)的进出口,而“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则分析了普通贸易实践对美国整体福利乃至国家安全的损害。美国在国家安全视域下调整全球供应链的路径依赖于软硬两种手段。一是无弹性的硬手段,表现为官僚体制、决策机制、相关法律制度与管理规范,美国全球供应链上的企业必须遵守,其具有吓阻功能。二是具有弹性的软手段,体现为国家战略以及政策说明等,其不具有强制性。基于此,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时下美国政府变动不居的对华经贸政策,构建合作与开放的中美经贸关系。     

The Doha Round impasse: A graphical account

Several factors potenti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to conclude the Doha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are analyzed. A two-stage negotiation and ratification game between the “North”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the “South”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employed and collapses into a single diagram. The choice of negotiating agenda, principles, and currency of the Doha Round interact with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in leading WTO members, the fast growth of exports prior to 2007, and pervasive unilateral trade reform to eliminate the “landing zone” for this particular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Recent emphasis on differences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n Chinese WTO accession as independent causes of the impasse seems misplaced.     

中韩农业贸易中的政治性贸易保护问题研究

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即将召开的情况下,韩国农业领域的贸易保护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韩FTA签订的重要问题。韩国农业领域的贸易保护倾向不仅根源于福利国家体制和国家干预制度,还和韩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政治情况紧密关联,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解决该问题时除了遵循FTA基本原则外,更要兼顾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对韩协调,整合中国农业出口部门,实现对农业领域自由贸易的政治护持。     

俄罗斯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浅析

俄罗斯积极推动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未来,其前景依然看好,不排除它同该地区国家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俄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存在许多障碍和不利因素,主要是俄对外开放的心态准备还不足,最主要是俄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其政治、经济重心也一直在欧洲。     

2011年美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2011年国际局势中的许多事态对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形成新的挑战。西亚北非的动荡和变局可能导致中东地缘政治版图重新绘制,对美国未来的中东外交必将带来许多变数;美国一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事态可能对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略及南亚战略提出新的挑战;巴勒斯坦不顾美国阻挠申请加入联合国,使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些挑战今后有可能进一步发酵,对美国全球战略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对奥巴马政府＂-3前高调进行的“重返亚洲”形成牵制。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merica's "Aggressively Unilateral" Trade Policy

When does America's "aggressively unilateral" trade policy work best to open overseas markets?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determinants and effectiveness of Section 301 of U.S. trade law and develops a modified two-level gam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domestic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support the use of aggressive negotiation tactics. It argues that a system-level variable, the structure of trade, systematically affects threat effectiveness by influencing both the level of unity among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degree of divided government in the sender of threats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s sanction threats will enjoy more unified domestic support and hence be more credible when the dispute involves a country having a competitive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such as Japa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ather than one having a complementary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such as China, India, and Brazil). Statistical tests based on the universe of Section 301 cases concluded between 1975 and 1995 yield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is cont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