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

政策终结议程设置是政府对问题政策进行识别及认定的过程,日益受到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行业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等社会行动者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这一新的知识生成模式,社会行动者会自己寻求一些新的知识,加深对政策终结议程的理解并对政府的表现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政府很难再按传统的做法对其进行操控和限制。这就要求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规则进行变革。尽管政策科学家提供了多样的规则方案,但大都以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假设为起点,忽视了以伦理特征出现的个人。因此,除了对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个人主义假设进行理论修订以外,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人员应秉持开放合作的视野,将社会行动者看作政策终结议程设置的助推因素,以此来发现公共利益并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论政策议程中政策主体的影响力互动及其表现

政策议程本质是政策主体影响力的政治博弈过程,各方政策主体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力求获得更多的更大的政策参与权和决策权,因而政策主体会依据各个不同的影响采取不同的政策行为来影响政策议程,以使制定的政策能更有利于自身的资源、价值的分配。     

政策议程设定中的政策空间

本文从政策空间的角度来审视政策议程的设定。政策空间是由政策企业家积极参与其中,由价值取向、路径依赖、范式及溢出效应等组成的闭区间。政策空间一方面制约、限定了政策议程的设定;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政策议程设定系统内,经过政策企业家的作为与不作为,政策议程又为政策空间的拓展、延伸、调适创造了条件。     

组合式公正观:我国社会公正原则的构建与政策达成

当今国际国内社会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公正。当代中国社会公正观可以理解为以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为核心,不同程度地融合了儒家社群主义、中国现实价值取向和现代社会理念等因素的组合式公正观。在政治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实现组合式公正观的政策路径是通过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反馈等各个环节,追求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双重目标,最终达到政策效果。以此种方式考察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可以得出我国现行住房保障政策在同时实现外部公正和内部公正的双重目标上,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典型事件会触发公共政策的突然终结,政策评估有利于促使公共政策的正常终结,政策环境变化将导致公共政策的提前终结,公共舆论氛围往往推进公共政策的加速终结,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促成公共政策的顺利终结。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基于政策过程理论的公共政策风险因素识别与分析

在公共政策系统中潜在很多来自于系统内部或外部的风险因素,基于政策过程理论研究公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环境三方面对公共政策产生的风险影响,针对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识别和风险分析,以期达到有效地降低政策风险,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目的。     

县域政治生态调查与思考——以安徽宣城市为例

县域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态中的基层系统,是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基本细胞,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个性。县域政治生态有自己的形成规律,可以从地域文化、县域经济发展、外部政治环境、政治主体状况等因素去分析。加强县域政治生态建设,首先应分析县域政治生态中的动力盲区,找准优化县域政治生态的突破口;其次要抓住优化县域政治生态的核心,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的内部动力;第三要建立县域政治生态系统与外部系统的良性互动,形成政治生态建设的外部推动力;第四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规则意识,改造政治生态建设的文化基础。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政策地位:政策终结中一个被忽视的影响变量

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循环经济的有效机制及其现实障碍的克服

循环经济是内部和外部效应兼有的系统。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必须建立个人、企业与政府三位一体,以各自利益为导向,并以互利关系相联结的有效运行机制。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机制存在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现实障碍,可从宏观、区域和微观三个层面加以分析,重点归结为效益动力机制、价格导向机制、产业组织机制和协同运作机制四个方面的机制障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私用的风险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为政府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奠定基础,对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政策议程本身对政策问题的确定与解决存在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蕴含了私用政策的风险,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造成威胁。政策议程被私用主要存在于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受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影响。为防止政策议程被私用,需要在政策问题的设立上引起重视,既要关注主体利益需要的规范,也要注重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     

引致政策终结的外因研究

公共政策过程本是一个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环节构成的完整周期,但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受到诸多障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终结,这就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过低的政策绩效。因此,促使那些过时的、无效的公共政策得以终结应摆上当前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引致政策终结四大外因是:触发机制、政策评估、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和公共舆论的推力。     

试论政策终结要求下的政策参与促动

政策在完成使命,或者无法发挥预期功能条件下,如果不能及时地终结而继续运行,往往会带来资源浪费、机构臃肿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存在利益的纠葛和冲突,政策终结通常很难顺利的开展和完成。要达致及时、有效的政策终结,除了要合理利用政策终结的内部力量(主要来自政策的权威主体),还要充分发挥政策参与的外在动力。基于当前我国政策参与的弱点与不足,有必要采取措施进一步促动公众政策参与。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形成机制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从问题认定和整合、进入政策议程到形成政策方案,是一个生动的过程。这个政策形成机制,与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运行机制相区别,实际上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领导人的认识、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关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障碍及其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本文对政策终结的涵义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并归纳为四点:利益因素,组织因素,程序因素,成本因素。针对障碍因素,本文寻找出一些对策以推动政策终结。     

论影响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外部因素的两种基本类型及其作用机制

影响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外部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外部结构性因素和外部行为体因素.前者指的是宏观国际体系概况,也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所处的总体国际环境系统.它可以从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国际经济体系因素、国际文化与社会交往、国际意识形态和传播秩序、国际市民社会等五个方面来分析.外部行为因素则指的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的对外政策.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影响发展中国家最突出的外部行为体因素有两个,即美国和欧盟这两个西方民主政治的大本营.虽然二者在向非西方国家推销其民主制度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它们的具体做法却有差异,美国对外推销民主的做法可以被概括为霸权模式,欧盟在对南欧和东欧的政治变迁的做法可被概括为趋同模式.     

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四种典型途径

关于"政策议程如何设定"的已有研究侧重对议程设定影响因素的探讨,忽视了对"政策议程设定何以驱动"这一问题的回答。依据驱动政策议程设定之核心元素的不同,笔者将政策议程设定的驱动分为权力、权利、媒介和事件等四种典型途径。在实践中,四种典型途径各有其内在的机理、优势和不足,为避免政策议程设定中的偏差和失误,特别需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和层次,充分发挥媒介"意见市场"的功能,增强决策者对焦点事件的前瞻意识,以提升政策议程设定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