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八旗官学生的录取制度

八旗官学专门录取十岁至十八岁的普通八旗子弟,开始由各佐领长官每年推荐一至二名,但蒙古学生逐渐减至每两佐领一人,并限定读书者的名额,其余俱令习武,以保持八旗战斗力。官学生的出路决定了录取的名额。雍正元年,限制了各佐领保送官学生的权力,至雍正五年又改革录取制度,以佐领为单位录取的旧例变为以旗为单位录取,提高了官学生的整体水平。乾隆中叶规定包衣亦可做官学生。八旗子弟已有官职或中举者,不得占用录取名额。光绪年问,优先录取贫寒子弟,并严禁顶冒,且鼓励幼童入学读书。     

云南远配嫩江梢——八旗制度与哈尔滨区域的汉军八旗

“星夜关山驰古道，云南远配嫩江梢”，这是描绘清代汉军八旗驿站丁的诗句，它形象的概括出驿站丁的来源和工作情况。正是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使北站边疆的驿道在与吉林、盛京的驿道联接后可直达京师，在著名的雅克萨战争中，依靠这条5400余华里的驿道，仅用了11天的时间便将报捷奏章送至京师。而服务于北部边疆道上的驿站丁们，     

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满化”现象

八旗制度是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是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统治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这一集军事、政治为一体,包纳满、汉、蒙多族的政治制度不仅确定了其成员的个人身份,更改变了他们的民族属性。使得被纳入八旗制度下的汉人,其社会身份发生变化,民族属性也随之更改。这些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生活习惯、语言、信仰发生变化,使八旗整体意识逐渐加强,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浅谈我国政府审计法律制度建设

政府审计是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对国家治理稳定有序发展提供监督、评价等治理服务。政府审计对于国家治理活动健康运行的重要影响,日益被各国所认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许,完善的政府审计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活动的法制化,实现政府审计效能最优化。     

骁勇善战几人还——频繁征调的龙江八旗

八旗军队分为京畿、驻防、陵寝八旗三种。黑龙江的八旗官兵即属于驻防八旗，分驻于齐齐哈尔、瑷珲、墨尔根、呼兰等地。黑龙江八旗又称“八部落”，包括满洲、汉军、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喇尔、巴尔虎、厄鲁特诸族子弟，他们绝大部分是“新满洲”（即伊彻满洲），“旧满洲”（即佛满洲）不过十分之一。     

清初东北八旗汉军官员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清代八旗汉军是东北满汉交战与融合的产物,汉军官员在清廷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战功卓著,是官僚体制中的重要社会力量,对地方社会的重构影响巨大。随着地方社会的稳定,汉军官员的地方职责逐渐衰退,在国家体制中的影响愈发微弱。     

党内巡视制度百年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党内巡视制度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有机融汇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经历了萌芽与初创、断裂与重启、快速发展、稳定与调整、成熟与完善等重大的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考察党内巡视制度产生与变迁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党内巡视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依赖特性,也存在以重大事件为表现形式的"关键节点"。国家宏观制度背景决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产生与演化,经济发展程度、利益因素和观念意识形态构成影响其变迁的关键变量。行动者的能动创新与自主性不断推动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发生。未来,要遵循路径依赖规律并把握"关键事件"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巡视监督治理模式,完善巡视工作体制机制,推动党内巡视制度的良序变迁,从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进程。     

清代文官的丁忧制度

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文官制度,从清朝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文治"国策。在清代",孝"观念渗透了官僚制度的各个方面。"孝"是为官的必备品德。丁忧制度便是清代官僚制度中体现孝道的一项重要政策。丁忧是指官员遇有父母等长辈之故,而离任治丧守孝之制。从清代文官丁忧守制期限、官员丁忧的报丧程序以及清代丁忧官员的范围扩大,来阐述文官的丁忧制度。     

中国语言文字法律完善若干探讨——中国外语教育制度研究系列之十

本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指出了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系列违法现象,并对中国语言文字法制完善做了若干探讨。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浅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采购制度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各地、各部门分别制定和实施了一些有关政府采购的法规和规章。但是,无论是对于政府采购的内涵和特征的规定,还是对政府采购的目标、原则的规定,以至于在法规、规章的名称、结构、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差异,并且在很多内容上还存在法律空白,影响了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和该项制度的有效实施。本文结合我国各地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法规、规章,对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律特征、法律目标、法律原则和法律控制做一点简单的分析。     

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

制度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通过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确定产权,确定经济交易规则,构建经济组织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在目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时期,必须注意做好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巡察制度有效性研究

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能够为巡察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提供科学合理的分析视角与理论借鉴。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制度与制度环境适应性、制度与制度相关人三个层面可以考察巡察制度的有效性：从巡察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来看,巡察领导与管理体制会影响巡察制度的有效性,巡察问题发现与整改机制适应性衔接问题会影响巡察制度有效性;从巡察制度与制度环境适应性层面来看,强调非人际关系的巡察制度与“人情社会”的制度环境不相容,导致制度受益人的信任与配合不够;从巡察制度与制度相关人层面来看,巡察制度代理人责任与规矩意识不强、巡察手段与方式的不适应造成巡察权威下降。要提升巡察制度有效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巡察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层面,应充实巡察人才库,破解“双重领导”困境,加强巡察与整改机制适应性衔接,形成监督闭环;巡察制度与制度环境适应性层面,应实行提级交叉监督,破除人情关系干扰,创新巡察手段与方法,重塑巡察权威;巡察制度与制度相关人层面,应加强巡察人员监管,降低巡察制度成本,加强巡察宣传力度,提升巡察效果。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历史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符合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与逻辑的发展规律,它不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复归",也不是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抛弃,而是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制度公正与博弈均衡——一种关于法律制度的博弈论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公正是社会多元利益关系多次复杂博弈的相对均衡,法律制度 的形成与实施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博弈均衡的确认与保障,同时也只有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体现社会 主体的利益博弈的相对均衡才能形成公正和良好的法律制度。     

农地资本化的法律制度分析

农地流转在现有土地产权制度框架下还存在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于农地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依据资本理论和产权理论,要真正实现农地作为资本在土地市场进行自由交易,如何化解现有法律制度中对农地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制约,是实现扩大农业再生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的关键。     

导游薪酬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在我国旅游行业,导游的服务质量、责任意识与其薪酬水平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导游与游客、旅行社日益加剧的矛盾极大程度归因于不合理的导游薪酬构成背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尽管《旅游法》的正式出台在某些范围内规范和保护了我国旅游业相关人员的基本权益,但在真正实践中,面对导游收入结构长期存在的内部机制问题,《旅游法》的调整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本文从《旅游法》及相关旅游行业性法律法规出发,深入分析导游收入结构所存问题并从法律层面追根溯源,结合导游职业理论分析及国外导游薪酬制度,理顺各相关主体利益关系,对依法规范导游薪酬制度进行思考和探索。     

关于集体林权的法律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改革即确权颁证,正在进行后期配套制度的改革。经过大规模的登记发证及林权流转,并未如预期般对社会投资林业和林业集约经营起到明显推动作用,林农增收效果不明显,在林权的流转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损林业经营者权益的情况。究其原因,有政策的不适当、执行的不彻底、管理的不到位等因素。但重要的根源在于集体林产权的法律制度存在一些不完备、不合理之处。法律制度滞后于改革需要已经成为集体林改革推进的障碍,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调整。     

论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监管在防范金融风险及促进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金融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在监管法律体系构建、制度选择以及监管方法应用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应从修订和完善监管法律制度、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再监管制度;加强监管主体自身建设及日常监督、弥补法定主体局限性等方面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