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法学的二元论

马克思关于法和法律的理解是以本质主义方法论作为其方法论的。马克思在法与法的实现之间作了区分,形成了法的二元论：客观法与实在法,客观法是实在法的本质。马克思一生都持有法的二元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1837-1843年,马克思认为客观法是人类理性的本质;1843之后,马克思认为客观法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     

从规范到事实：效力和实效的纠结——以纯粹法理论为研究背景

凯尔森法律科学理论中,纯粹法是指实在法。它是法律秩序的一般理论,并非特殊的个别的某个法律体系。它是有别于自然、正义和政治的,能够与自然科学并肩之法律科学。在凯尔森纯粹法理论中,效力和实效理论有着重要价值。“规范的特殊存在”的效力所指和意指存在区别。尽管法律效力和法律实效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二者之间联系同样不可忽略。     

论实在法的“高级法”背景

在西方法学思想史上,围绕着＂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而展开了长久而激烈的争论,从本质上来看,这其实是对于＂法＂与＂法律＂关系而展开的讨论,本文以美国宪法学家考文的＂高级法＂观念渗入实在法—宪法开始着手,分析了＂高级法＂的观念来源、＂高级法＂的涵义以及＂高级法＂是如何渗透到实在法的过程,确立了实在法获得至上性和合法性所必须具备条件—渗透和体现＂高级法＂的背景。     

恶法非法论

恶法非法论是自然法学派的一项著名的理论。自古希腊至近当代,自然法学家始终坚定地认为,法有自然法与实在法之分。实在法如果违背自然法的要求,就是恶法,而恶法不是法律。恶法非法论从法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力,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理论。公民反抗恶法的基本方式是公民不服从,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群体性抗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或废除所反对的法律。任何一个正义的社会,都应该承认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应用法学研究方法探讨

应用法学是以现实的法律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揭示现实的法律实践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应用法学研究面对现行法律制度（实在法）的缺陷，若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应用法学研究的方法：哲学方法、实证分析、价值分析、比较、法律论证等方法。     

奥斯丁《既定的法理学范围》评析

约翰·奥斯丁的《既定的法理学范围》是分析实证法学的一部力作。分析实证主义形成于 19世纪上半叶 ,其基本思想在于观察、解释和廓清外在的“实际存在”。奥斯丁在其著作中对法的定义、法与道德的关系、实在法等方面作了认真评述。当今世界 ,仍然需要关注、解读和回应这一文本中提出的诸多观念和问题。     

东西方女性法哲学比较研究

通过对东西方女性法哲学的比较,指出影响西方女权主义法学的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和个人主义与东方传统的阴阳学说和“合和”观念不同,西方的二元论更多强调的是对立双方的冲突,而东方的阴阳学说则更多强调二元范畴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这导致西方两性平等观中把男女平等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争的关系,而东方两性平等观中则多强调阴阳调和与阴阳互补．     

论规范分析方法的核心要义——基于法学的视域

作为法学特有方法的规范分析方法并未得到"认真对待",学界对该方法的本体存在着"融合论"、"规范论"和"逻辑思维论"的学说分歧。为有利于该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确立如下要义对该方法而言是必要的:规范分析方法的作用对象是一国现行有效的法规范整体(即实在法体系),其秉持"价值中立"的价值立场,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等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     

“主权者的命令”还是“最大幸福”——从《论一般法律》看边沁法哲学的理论基础

边沁的法哲学是一种承前启后的理论,它以"功利"这一具有实践性的标准取代自然法学说中的形而上学标准。他在法的"解释者"和"评论者"以及"实然法"和"应然法"二分的基础之上提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一分析法学的核心命题,无意中为分析法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尽管边沁的法哲学呈现出分析法学的倾向,但功利原理才是边沁整个法哲学的理论基础。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与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问题,是国际法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应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去解释,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与国际政治格局发展之间密切相关,历史上大致有理想主义的观点、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和新现实主义的观点三类。当前伊拉克战争所导致的国际法的效力危机,是现行国际法与当代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的集中反映,它将孕育国际法效力根据学说一个新的发展。     

法学教学中法教义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贯彻

法学教学应当以本土化研究为视角,发掘中国式问题的中国根源,做到中国式问题中国式解决。当下中国法治建设面临法律缺乏自主性、法律适用妥协性和法律适用程序失灵等问题,法教义学研究方法注重法律的解释与适用,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应当在法学教学中予以本土化贯彻。其本土化贯彻主要体现为尊重现行实在法,维护法律自主性;注重特定时代背景的考察;侧重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兼顾程序与实体的同时侧重程序保障。     

关于抵押担保的几个法律问题

当事人之间约定抵押期间的效力问题;抵押登记部门规定的抵押期间的效力问题;流质契约禁止与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主债权超时效,抵押权的时效问题;抵押人(出债人)是否具有先诉抗辩权。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近年来,作为非正式规范的民间法类型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种非正式规范的研究反衬出对正统国家法的考量。民间法和国家法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规范知识系统,虽然是处在国家法的强势遮蔽下,但民间法从来都不是无可作为的。它根植于一个情理而非法理的社会之中,在这个“情理社会”里,维系人们的往往是充满人情味的鲜活的传统、伦常和礼俗,民间法正是以这些传统的规范力量与国家法形成博弈。如何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形成沟通与契合,是中国法治话语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在我国关于民间法的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学科性思维,不如说是一种法学研究进路的展开,对提升我国的法学研究的层次水平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人曾追问什么是中国法学?中国法学对世界有什么贡献?靠理论和制度移植“发达”起来的当代中国法学自然无法回答这些提问。原因是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的法学理论产品,自然很难对世界有所贡献。藉着民间法研究这一进路,也许会对开拓我国整体法学研究有所启示,我们可以从中预期中国法学的未来景象,那就是用根植于中国本土社会的法学流派理论贡献给世界。本刊开辟“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并邀请著名法学家谢晖教授做专栏主持人。意图在于提供一块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理论探讨的平台,荟萃这方面精深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尽应尽之责。     

奥斯丁分析法学的“功利主义”之维

奥斯丁分析法学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实在法理论,而其实在法理论又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之上,后者为其提供土壤,输送养料,是其存在的母体。奥斯丁在确定法理学范围时建立的实在法理论并没有从逻辑和内容上否定实在法的功利主义基础,相反,功利主义是其整个理论大厦的支柱。"恶法亦法"只有在其被当作确定法理学范围的方法时才具有合理性。     

论合同效力判断

合同的效力判断,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合同是有效、无效、可撤销或者效力未定所进行的价值判断。合同效力判断是确认合同效力的前提和基础,是合同是否得以履行的保障。它在整个合同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论民间规则的效力

在传统观念看来,只有国家制定法才具有法律效力,而民间规则充其量只是软法不具有强制力。然而如果我们把法律分为专制型法与民主型法,则不难看到民间规则属于民主型法,与专制型法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民间规则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它的自愿选择或达成共识,具体而言,民间规则具有效力的原因共有五种。因此民间规则同样具有对象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民间规则的实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内心强制,其二是外部强制。     

法学是权利和义务平衡之学

范式通常能够为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架构、概念系统和核心内容指向。在法学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研究范式所发挥的作用同样是极其显著的,它清晰地反映着法学的生存基础、发展脉络、理论倾向和价值诉求,充分展示着法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其二者理应同为法学的基石范畴。法的逻辑起点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法应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作为轴心、重心,而不是单纯地以权利或单纯地以义务为轴心、重心。在"权利和义务平衡范式"法学理论的指导下,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是当下法学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西方法理学中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

西方法理学的发展主线之一,是以自然法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和以实证主义法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人文因素与科学因素在现代法律中存在着互补关系。法学的学科定位在于实践的人文科学。西方法治现代性的出路在于实现人文与科学的、具体和历史的统一。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在于“技”之不足,伤及大“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新的实在法体系,更需要新的自然法精神。     

"发现"与"创设"--西方法学立法原则流变--浅谈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对立法原则的影响

长久以来,部分学者或者认为立法是发现法律的过程,或者认为是技术创设的过程,然而这两种看法都略失偏颇.立法是规范的法律规则(社会内生的)到建设的或技术的法律规则(实在法)的二度转化过程,是规则认识过程和法律创新过程的统一.通过对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对立法原则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到"发现"与"创设"是不可分的立法过程中的两个环节.     

正义的沉默——现代法律的局限和可能性

[美]玛丽安·康斯特布尔著，曲广娣译，北京大学出版2011年8月版 现代法律关于正义一般是基于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否定法律和正义的关系，或者对此避而不言。在康斯特布尔看来，这种对正义的沉默其实还是一种法律与正义或者实在法与自然二元的立场。作者以尼采为引导，力求跳出这种二元的思维定式，以修辞学为方法，关注法律之所言和未言，以及这种言语和沉默背后所蕴含着的法律的局限和正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