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陈述的质证问题研究

在外国证据立法中,一般都把被害人陈述作为证人证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同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被害人的人身不可替代性和被害人的特殊的诉讼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陈述规定为一种不同于证人证言的具有独立诉讼意义的证据。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对被害人的交叉询问制度,也未规定被害人必须出席法庭审判的义务,更未明确被害人提供陈述是否享有普通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因而本文将从被害人陈述的现状讨论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质证必要性,从而探讨如何对被害人陈述进行质证。     

略论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补强——以当事人证据和印证证明为起点

作为一种证据规则,证据补强是针对某种证明力薄弱之言词证据,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质上具有相通性.作为一种当事人证据,被害人陈述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或者证明力.在口供补强已经被我国刑事诉讼法移植确认的情况下,确立被害人陈述之补强规则也是合理的.具言之,在被害人陈述成为案件定罪的关键证据或者仅有的证据时,应当对该被害人陈述进行证据补强.     

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区别论

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都属于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着诸多的共同制度安排,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差异.被害人具有当事人与实质证人的双重诉讼角色,虽然没有必须出庭的义务,但却有权全程参与刑事审判,而证人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人,在立法上被赋予应当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无权全程参与刑事审判.在证明方向上,被害人陈述具有单向性、控诉性的特征,从而显著区别于证人证言.在主体适格性、庭审质证及作证保障等方面,较之证人证言的相对严密、规范的制度安排,被害人陈述的制度设计有进一步改良的需要.     

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的运用

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性侵案经过长达3个月诉讼后被撤销,凸显了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证据效力的特殊性。被害人和证人虽然都"身临其境",目睹了犯罪事实的发生过程,但被害人还"身受其害",这决定了被害人作证与证人作证既有共同点又存在许多重大差异,二者不能混同。被害人的当事性要求立法从作证适格性、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任意性规则、关联性规则及合法性规则六个方面对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能力进行合理限制;同时规定被害人陈述原则上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其证明力需要补强。     

刑事证人作证行为法律定位的反思--兼谈《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的缺陷及其弥补方法

刑事证人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之外的、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自己耳闻目睹的案件有关事实的个人和单位。作证不应当定位为证人的义务 ,而应当定位为证人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 4 8条第 1款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 ,应将其修改为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所有耳闻目睹案件有关事实的人 (单位 )都有作证的资格。     

被害人陈述之比较研究

被害人陈述作为我国一类独立的刑事证据 ,它与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截然不同 ,也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及证人证言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 ,既有利于正确揭示被害人陈述的特征 ,合理界定它在未来刑事证据立法中的地位 ,也可以借鉴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 ,加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人权保障。     

刑事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学思考

有关被害人陈述制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扰和矛盾之处,被害人不同诉讼身份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对其陈述的证明力造成不利影响;被害人的控诉职能导致其自由陈述受到限制。新近立法对被害人陈述制度做出了部分努力,但仍不完善。因此,必须修正被害人身份冲突;确立人证取得以任意侦查为原则,以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取证规则;明确非法取证行为的审查主体及程序;确立翻证免受刑事追诉为原则,承担刑事责任为例外的规则。     

刑事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学思考

有关被害人陈述制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扰和矛盾之处,被害人不同诉讼身份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对其陈述的证明力造成不利影响;被害人的控诉职能导致其自由陈述受到限制。新近立法对被害人陈述制度做出了部分努力,但仍不完善。因此,必须修正被害人身份冲突;确立人证取得以任意侦查为原则,以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取证规则;明确非法取证行为的审查主体及程序;确立翻证免受刑事追诉为原则,承担刑事责任为例外的规则。     

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 ——一个比较证据法的视角

基于被害人陈述的独立地位,我国应当探索并确立与被害人陈述的特点相适应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被害人辨认属于被害人陈述,可以通过辩护律师在场来监督被害人辨认程序的合法性与结果的准确性.我们需要系统反思对被害人陈述之证据能力的规制,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进一步走向精细化.我们要辩证地评价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检讨对被害人陈述的补强规则,在建立科学的人证可信性检验机制的基础上,允许单独依靠被害人陈述慎重地定罪.     

刑事证人适格性之理性思考

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形式之一的证人证言 ,已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由于证人适格性立法上规定的粗疏与理论探讨上的阙如 ,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鉴于此 ,通过考察英美法及大陆法确定证人资格立法的因素及标准 ,对我国证人适格立法进行反思 ,并就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试论法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法律上的一种抽象人格,法人不仅是民事主体,同样可以成为刑事主体。法人犯罪已被正式纳入我国刑法典之中。法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也可以以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刑事诉讼,享有其应有的诉讼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容忽视。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

中国近期出现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大体区分为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等三种模式。这一新型司法程序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利益需求,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可以获得一系列诉讼收益,并有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和社会的和谐。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对抗性司法的“私力合作模式”,将被告人—被害人关系置于刑事诉讼的中心,打破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犯罪与侵权的界限,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长远地看,刑事和解将成为一种独立于正式刑事程序之外的特别程序。     

刑事和解初探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中西和谐文化传统的交融、被告人与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罪刑法定和罪刑相当原则从绝对到相对的理论转变,为刑事和解在中国的适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一种重要的诉讼理念,刑事和解应贯穿刑事诉讼的整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采用比较与实证分析的方法,从我国的立法现状入手,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国外相关立法,提出了在我国建立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最后探讨了对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的认识。     

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近年来,警察出庭作证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之一。首先,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两大法系刑事诉讼中警察出庭作证的异同点及其成因,澄清了媒体呼吁警察出庭作证常态化的误区,其次分析了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现状及确立警察出庭作证之必要性,又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警察出庭作证必须克服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警察出庭作证范围“度”的把握,最后设计了警察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措施。     

Medical diagnosis of legal culpability: the impact of early psychiatric testimony in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criminal trial

Fast-paced developments in psychiatry, neuroscience and emerging neuroimaging technologies place continual pressure on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mental illness and disease across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Nevertheless, the Canadian legal definition of exculpatory mental disease in the context of criminal liability has remained largely static, sheltered from the immediate influence of medical theory and advancemen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flect on the intersec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in this area,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nglish common law origins of the current approach. Specifically turning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documented history and accounts of early medical witness testimony on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accused provide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initial collision between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oral and legal culpability and new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s of mental function and disease. In this article, I suggest that early psychiatric testimony to the accused's mental state challenged the evolving criminal law of 19th century England to reconcile its restrictive definition of "insanity" with expanding scientific reasoning and accounts of mental disease. The trial of Edward Oxford, an attempted royal assassination case of 1840, is examined as a symbolic height in this conflict prior to the first common law pronouncement of the current approach in 1843. As debate continues on the role of medical advancemen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xculpatory medical disorders in law, t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y serve as a touchstone in balancing the enforcement of legal culpability with our society's greater appreciation for mental illness.     

论诉讼经济原则的司法实现——一种控辩协商合意的制度立场

在效率理论呼应下,诉讼经济原则成为研究程序经济性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为此,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应该在达成诉讼目的的前提下,强调迅速裁判,讲究程序简化和避免程序浪费或程序重复。诉讼经济原则要求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与运行体现成本控制和协商合意的理念与机制,以此作为考量,辩诉交易、和解不起诉、污点证人豁免的制度确立和简易程序的完善将是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选择。     

刑事见证及其法律效力研究——诉讼证明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刑事见证一直被当作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为我国诉讼法学界所忽视,其所蕴涵的监督制约价值和诉讼证明功能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我国现有的刑事见证规范不但内容粗疏,而且见证与否对相关的侦查行为及由此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和制度变形,这不但与程序正义相背离,而且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对公权力过分信任的政治哲学、＂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文化以及偏重于惩罚犯罪的诉讼目的等,都影响了制度的精细化设计及其应然功能的发挥。无论是顺应证明模式转型的发展趋势还是基于程序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抑或是保障证据证明力及侦查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刑事见证问题。只有把见证人见证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行为予以制度完善并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刑事见证才能实现从技术到制度的转变。     

被害人独立诉讼主体地位的回归

原始的刑事自诉模式下,被害人为刑事诉讼的主体之一。但在漫长的中世纪,被害人陷入证人的境地,国家成为唯一的诉讼主体。当代,虽然被害人普遍地被当作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但是并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所以传统的刑事诉讼结构一直没有被害人的一席之地。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应当恢复刑事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设计相应的制度充分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