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研究——以山西省左权县生态庄园经济为例

生态庄园经济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一种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其形成和发展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在生态庄园经济形成中政府起着引导作用:引导"空壳村"的资源整合,引导企业发展庄园经济,引导现代生产要素向庄园经济集聚。在庄园经济发展中政府起着支持作用: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完善服务机制。在企业与农民交易中,政府起着规制作用:保障企业依法征地、依法经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总的来说,在现代农业发展中,政府行为要把握好度,多方利益要均衡分配,公共服务要提升水平。     

农民生产经营中的“采蜜效应”分析

农民在选择经营项目时常会出现盲目"跟风"现象,我们称之为"采蜜效应"。"采蜜效应"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难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掌握的信息准确判断究竟哪个项目可以赚钱,于是便盲目追随当前赚钱的项目。"采蜜效应"导致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规模大起大落,不仅浪费了农业资源,损伤了农民利益,也干扰和影响了消费者平稳的生活秩序。破解"采蜜效应"的频繁发生,政府应组织专家科学预测农产品需求量,并根据预测的需求量引导和组织农民有计划地生产;有效控制农产品生产总量,使分散的农民按计划生产;应及时发布农产品供求信息并在关键时刻发出预警,防止农民盲目生产。     

政府权力和失地农民权利的博弈现状及其重构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权力和失地农民权利的零和博弈现状使得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受损严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无效率。究其根源在于"土地财政"中的政府权力寻租、制度空间下的政府行为失范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弱势群体地位。而化解目前的征地困境,必须从保护农民权益出发,创新农地产权制度,重构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增强农民的博弈能力,以期实现政府权力和失地农民权利的均衡博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发展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要建设的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对我国以往政府发展思路和实践智慧的内涵式深化、体系式提升、协同式创新,有其独特的制度语境、时代语境、问题语境以及目标语境。在新一轮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实践中,我国各级政府始终要聚焦建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化服务型政府这一基本价值目标,积极构建并自觉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发展的价值体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命题,通过"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有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发展,进而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政府发展的基本思路是:从政府型塑之维,提升政府发展位阶,构建中国特色政府发展范式;从政府形塑之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健全政府职能协同机制;从政府行塑之维,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强化政府责任自觉。     

解决山区农民"出行难"的公共服务路径

山区农民"出行难"是"三农"问题的具体体现,它不仅对山区农民生活、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在向山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存在的弊端.解决山区农民"出行难"是承担着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只有努力提高其公共服务能力,在行政理念、公共财政和服务内容上充分体现对山区农民的服务性,这样才能逐步弥补政府对山区农村公共产品的长期供给不足,最终解决山区农民"出行难"问题.     

论农民合作的动力、要素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一直得不到体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民仍如散沙一般,缺少合作,更没有自我组织起来;农民在合作的动机上与其他群体是一致的,其合作状况之所以不理想,是由于缺乏制度环境以及组织网络、互惠文化、权威、合作技能、社区精英与资本等组织化要素,提高社区发展能力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完善合作的制度环境以及引入和培育现代的组织要素。     

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协作到合作的转型

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协作"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协作关系的特点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仅存在着契约型的信任,政府行为具有控制导向性与社会组织具有非自主性,官僚制组织是协作关系的组织基础等。在高度复杂的后工业化背景下,协作关系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境。化解协作困境的主要途径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我国“农民”转“市民”问题上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农民"转"市民"问题是近年来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能否顺利进行,将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敏感神经。从"农民"转"市民"进程中政府角色的缺位入手,试图对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履责路径做以探讨。政府只有担当起制度创新推动者和管理服务创新者的角色,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民"转"市民"进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及解决思路——基于供给主体的分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难题,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则是"三农"问题的掣肘,尤其是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一些问题。从供给主体角度来分析,具体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供给不力,村委会的供给与农民需求存在偏差,村社民间组织的供给水平较低。其根源在于:供给主体能力受限,即基层政府权责不对等,供给能力减弱;村民自治权力削弱,难以发挥供给作用;村社民间组织汲取资源能力减弱,供给行为受到限制。因此,提高供给主体的相应能力,应明确各级政府权责,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增强乡村自治组织的领导力,缓解供需矛盾;培育合作组织,提高自我供给能力。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刍议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对农民对社会都有重要作用;但其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和农业发展的新要求。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是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需要政府、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三方联合,共同推动。     

论乡村治理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基于善治的视角分析

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民权益是现代乡村治理最为基础、最为现实的目标。话语权作为农民的首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有效行使,其缺失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农民组织的体制性缺失、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等方面,应从培养农民进行话语权表达的主体性意识与能力、完善和创新平等的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提高农民话语权表达的诉求能力和整体效能、增强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的影响力方面保障农民话语权,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并走向乡村善治。     

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对策

黑龙江省以农民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创新农村经营体制带来了新的亮点。但是,在其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应采取的对策是:政府加强政策支持和提供相关服务;依法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保证每个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强化领导,营造氛围,推进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农村社群文化组织发展研究

农村社群文化组织作为农村社区文化的领导者、组织者,在联结农民与农民、农民与政府、农民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独具特点和优势。在繁荣农村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有重要地位与作用。解决目前农村社群文化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加强内部的组织建设和优化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入手,发挥农村社群文化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整体功能。     

利益表达宜疏不宜堵

种种另类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方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变得越来越"另类",甚至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另一个则是在政府的疏导下逐渐规范,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其关键因素,在于政府的导向。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出现,有其强大的现实背景,那就是农民工的利益确实容易受到损害,而不容易得到保护。党中央再三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因此,农民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正当的、必要的。     

关怀:正义社会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一种源于家庭的政治合法性路径

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在于拥有足以凝聚其所有成员的核心价值,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是来源于能否发现并实现这个社会价值。由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关怀"在中国语境中内含的对"感情"的关注和对"关系"的有限性认知使"关怀"始终无法超越家庭的维度,这就意味着,在以关怀为核心的制度选择中将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去提供关怀并支持关怀活动;二是充分利用人们对家庭的重视,促使居民参与到社区的积极建设中。通过由上至下的政府干预和由下至上的社区建设,以点面结合的方式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城郊土地管理困境:中央与地方的“土地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土地博弈"在城郊土地管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造成城郊土地管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存在差异,分税制的不完善,以及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尚不完善等。而化解"土地博弈"的困境在于将农民纳入博弈之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制度,建立土地配额转让流通机制。     

积极推进新型农业专业合作化发展的思考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发起主体为分类标志的最为典型,主要有农业技术部门主办型、新型农民带动型、龙头企业拉动型、NGO组织推动型、供销合作社创办型、村级组织带动型和农民自我组织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新趋势表现为发展明显加快,环境不断优化,合作范围拓宽,服务职能显著,合作方式多元。其发展中还存在着思想认识模糊,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管理体制与水平不顺不高,政策支持乏力,组织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农民素质及自我管理能力低和资金匮乏等问题。解决的对策在于: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强规范性建设,加强农村社会资本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探索形式多样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不断探索银农合作方式。     

我国高校章程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高校章程建设起步较早,但过程较为曲折。2015年底,高校基本实现"一校一章程"的目标,章程建设初见成效,但当前仍然存在着文本"千校一面"、内容"笼统不清"和执行"严重乏力"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放权不到位、高校对章程和自身的认识不够清晰,以及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等。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必须在国家建构的语境中理性地认识章程的地位和作用,增进对章程和高校自身的研究,加强对章程实施的监督以及深化政府的治理模式改革。     

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利益表达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民政治组织分为综合性的农民政治组织和专业性的农民组织,其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有政党选举、院外活动、游说政府和游行示威等。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农民成功的利益表达经验,我国当前要做的是:第一,政府要转变观念,建立多元的开放的民主决策制度,从体制上鼓励农民进行利益表达;第二,政府应当限制特殊利益集团,加强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能力,支持农民建立自己综合性政治经济组织——农协和多种经济专业化组织,使农民拥有合法的自组织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