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北库区移民法律问题的检察监督

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重庆库区移民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结构,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对库区移民法律问题的研究尚处空白。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法律问题关系到库区乃至西部,甚至全国的社会稳定,需要得到重视。     

弱势群体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基于经济法与社会法的考察视角

弱势群体的保护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对弱势群体的概念做了界定,指出了社会对弱势群体应有的正确认识和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树立的几个基本理念,讨论了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原则,提出了以社会法建立弱势群体保障性法律保护制度和以经济法构造弱势群体发展性法律保护制度的构想。     

论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保护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弱势群体的问题逐渐暴露并日益引起政府和人民的关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不仅是基本人权的要求,更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和平衡社会利益的重要手段,只有对弱势群体提供足够的权利保护,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基于对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本文以弱势群体法律保护为选题,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进行研究,以期对实现我国弱势群体权利全面的法律保护、促进我国社会的平稳转型有所裨益。     

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问题论纲

保护与救济社会弱势群体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法律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法律机制因其局限性而无法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利益需求的全部问题,但是法律机制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方面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应该围绕权利宣言和权利保障展开,核心问题应该是在给人以机会、给人以能力、给人以物质帮助三个方面寻求制度努力。     

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在我国社会转型中,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分层的日益明显,使弱势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法律的角度,论证了法治社会下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了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现状,并提出法律的完善方法。     

略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弱势群体”是对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理健康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的总称 ,其缺乏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能力。弱势群体的成因既有先天因素 ,亦有后天社会因素。现有法律不足以保护其利益 ,故需探求新的保护机制和方式。在法律理念更新的基础上 ,采取多方位、多层次的保护措施 ,完善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体系 ,方能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     

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三峡工程建设移民工作,维护移民合法权益,保障三峡工程建设,促进三峡库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三峡工程建设移民,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三峡工程建设,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统筹使用移民资金,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妥善安置移民,使移民的生产、生活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为三峡库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第四条 三峡工程建设移民工作应当与三峡库区建设、沿江地区对外开放、水土保持和环     

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国际立法初探

就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法律的发展演进、各国立法与研究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之后 ,深入分析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和法律发展趋势 ,以期能引起人们对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状况的关注与重视 ,并努力改善之。作者指出 ,某些民族和宗教的固有传统由于与现代人权观念相冲突而成为改善弱势群体人权状况的最大障碍之一。文章最后深刻指出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三个发展趋势 ,即对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加强、相关法律的趋同化、国际社会本位观念的贯彻执行。     

论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护的理论逻辑

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的总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该群体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法律保护是政府的义务.应然逻辑从制度、价值、伦理和效用等方面要求政府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然逻辑要求政府建构以宪法为核心、立法为基础和司法为手段的弱势群体权利网络化的法律保护体系.     

以人为本与社会弱势群体保护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发展目的在于人,也在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从制度层面反思中国弱势群体保护来看,社会法制愈进步,民主制度得到应有的完善,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愿景才能实现,也才真正体现了法律价值及立法精神中的人文关怀。     

关注弱势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层级结构迅速嬗变,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逐步形成。特别是弱势群体,政治地位低,生活困难,是构建和谐社会急需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所以,关注弱势群体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迫切。     

论经济法域中的利益平衡

利益具有尺度的功能,它衡量人类活动的有效性,也衡量法律的正当性。由于不同的目的、精神与价值取向,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每一个法律部门都侧重保护不同的利益层次与结构。民商法以保护个人利益为本位,行政法以保护国家利益为本位,经济法旗帜鲜明的以保护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对社会利益的关怀,要求它必须在个人、国家、社会之间进行利益的平衡与调整。     

法哲学视野中的民法现代化理论模式

民法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主要有从身份到契约、从契约到制度 (身份 )以及近现代民法模式 ,它们都有一定的不足之处。私权的社会化的结果是私法公法化、私法社会法化与私法社会化。民法现代化的核心观念与理论模式是私法社会化 ,其具体内容包括 :民法以社会为中心 ;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民法应注重对弱者的不对等保护。私法社会化并不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 ,它以私法自治为前提与基础     

见义勇为者利益保护的民法分析

＂见义勇为＂现象在当今社会频繁发生,见义勇为者的精神也广为人们所传颂。然而,见义勇为者维护他人利益的同时,却常常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应该由谁来保护,如何保护？本文从见义勇为行为的概念、法律性质以及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分析,从民法层面探究有效保护见义勇为者利益的途径。     

宽容与不容:现代社会法对性调整的特点与趋势——以性权利为视角的考察

现代社会的性法律规范应该以性权利为本位,关怀人性,尊重合意,反对暴力,宽容多元,努力实现性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这正是现代社会性法律规范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走向。在这一过程中,法对性自由的拓展、对性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实际是从两个途径来实现的:宽容和不容,即法对待不妨碍他人的性行为日益宽容,对待侵犯他人的性行为日益严厉。这具体表现为:人们裸露的空间得以增加,婚前、婚外性行为得到默许,色情物品得以解禁,各种异常性行为获得接受;而法对性侵犯的规制愈加严密,对未成年人的性保护愈加臻备。     

中国民法典的品性

现代民法不仅是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更主要是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调整来促进社会的进步、推动人的发展的法律,是一部维护人权、解放人性的法律,是建设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的法制基础。将民法定位于一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法律,是现代民法应有品性的回归。     

加强法治,促进和谐——论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和谐是一个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跨学科概念,具有美学本源、哲学基础、社会科学基础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在和谐社会的全部内涵和基本特征中具有统揽全局、支撑全局的作用。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机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围绕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与世界的和谐这四个方面发挥法律的引导和维护作用。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包括立法保障、执法保障、司法保障和守法保障四个方面。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以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热点为例

法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本文以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热点为例,分析了由于法律缺失和不完善,不依法行政、滥用权力,司法不公及司法权威受损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关系。提出一方面我们应当教育群众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约束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保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     

《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前置化规制的法理探析

《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的前置化规制是保护重大法益的必要手段,对其正当性的讨论为当前立法和司法突破和扩张的态势提供了法理依据。敌视社会基本规范和恐怖犯罪的预备或预备的预备行为已呈现出侵害重大法益的抽象危险,具备了前置化规制预备行为的前提要素;在识别敌人刑法争议的根源并加以理性辨别的基础上,从立法目的都是社会要保护自身免受该违法者的侵犯之角度,前置化规制的依据与某些敌人刑法的理念存在有限的内在暗合,但不可否认,尚未成熟的敌人刑法亦与前置化规制存在疏离之处;而敌视基本法规范且具有抽象危险的实质预备犯满足了前置化规制现实依据的要求。其处罚边界亦需遵循,应根据行为方式和特征进行司法定量限制及限缩解释。     

From Rights to Claims: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Making Rights Real for Vulnerable Work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extual factors driving legal mobilization of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national origin discrimination charges under Title VII of the 1964 Civil Rights Act (2000–2005).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is analysis confirms that high unemployment levels and weak labor protections promote legal mobilization. The findings also highlight the positive role that civil society may play in promoting claims-making. I argue tha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ill the gap in places where organized labor is weak, and may help support claims-making particularly in places with a larger vulnerable workforce.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a renewed sociolegal research agenda that examines the role of 501c(3)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for the legal mobilization of an increasingly non-unionized and immigrant work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