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效力性强制规定判断依据的再思考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对《合同法》52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进一步限定为效力性强制规定,但却未对效力性强制规定作出进一步解释。从分析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形式及实质双重判断标准入手,进而分析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认定标准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明确了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是立法没有明确何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导致司法实践无所适从。本文试图从一个案例入手,首先介绍了我国关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立法沿革;其次界定了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并进行了比较法上的研究;最后从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提出便于操作的区分标准。     

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研究——以契约为例

一般来说,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但某些情况下其私法效法应当受到保护.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理论按照研究进程可以分为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原则与例外、取缔规定与效力规定、取缔规定四个阶段.     

分割转让近似商标的合同效力探析

商标转让中存在当事人意思自治与避免市场混淆的博弈,法院审理分割转让近似商标合同纠纷,应当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避免强制转让。《商标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2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分割转让近似商标的合同应属合同无效。     

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之探讨——从比较法的视角切入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案例依此规定却往往会出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当事人之间公平的情况.因此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在私法上的效力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违反强制性规定之法律行为效力论

<<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存在进一步细化的内在诉求.强制性规定可以区分为内设强制性规定和外设强制性规定.相应的,对法律行为的效力评价分为内在评价和外在评价两个阶段.外设的强制性规定对法律效力的评价事实上是通过安插在民法中的概括性条款来实现的,体现了公法对私法自治的有序干预,而且其判断标准应该是公序良俗和比例原则.     

论我国的合同形式强制规范

合同形式强制有存在的必要性,其功能的发挥借助于强制的合同形式所具有的法律价值,即对合同的法律评价所具有的影响力。我国合同形式强制规范存在结构不完备的缺陷,形式替代规则也对形式强制形成挑战。应当辨清合同形式的性质,对其法律价值重新定位,妥善处理合同形式强制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关系,准确适用合同形式强制规则及形式替代规则。     

论制裁在法律概念中的地位演变

我国现行制裁理念重强制，忽视认同，容易引起社会对立，也不利于法律的执行。奥斯丁和凯尔森主张法律的强制性，哈特却主张把制裁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否定法律的强制性，强调法律的认同性。法律制裁则经历了作为法律概念重要组成部分到被排除法律概念之外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体现了人们对制裁在法律概念中地位的深化认识。文章认为强制与认同都是法律概念的两个基本要素，吸纳认同性将促进我国法律制裁理念的更新。     

强制调解释义考——兼评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之“先行调解”

强制调解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命令,针对特定类型民事纠纷而言,启动调解不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前提,从而使调解成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或裁判前置阶段的一种特殊的民事调解制度。与普通民事调解相比,强制调解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前置性等特点。在把握强制调解内涵时,必须厘清强制调解与强迫调解的界限,正确认识强制调解与调解前置、调解的强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增设的"先行调解"不属于强制调解的范畴,但却蕴含了诉前强制调解的基本雏形,为在适当时机拓展我国强制调解的类型奠定了基础。     

论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

现阶段中国的法律强制性浓重而法律信仰却呈现缺失状态,然而两者对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问题成为一个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分析了中国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现状和形成的原因,探讨了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关系,并揭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意义,最后提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