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

本文论述人类学对传统的国学方法之开拓与更新：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新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国学考据学相对接,经历了从20世纪初期的二重证据说,到90年代的三重证据说,人类学视野与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格局变化;再到21世纪初的四重证据说．描述跨学科潮流影响之下的文化整合认知范式出现及其意义,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演变轨迹。对立体释古范式的现阶段应用实践及其前景,结合人类学中新兴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新史学发展潮流,作出学术评估与展望。     

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

本文论述人类学对传统的国学方法之开拓与更新: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新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国学考据学相对接,经历了从 20 世纪初期的二重证据说,到 90 年代的三重证据说,人类学视野与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格局变化;再到 21 世纪初的四重证据说,描述跨学科潮流影响之下的文化整合认知范式出现及其意义,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演变轨迹。对立体释古范式的现阶段应用实践及其前景,结合人类学中新兴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新史学发展潮流,作出学术评估与展望。     

隐喻的认知视角与语境解读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认知语言学从一个新的视角和高度来解释隐喻,为许多语言现象的理解提供了理据。从认知角度分析隐喻的本质、种类及影响其识破和理解的相关语境因素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简评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以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为视角

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为权利而斗争》,但很少有人从它最初发表的形式———学术演讲的角度来阐释它。理解这一作品离不开两种语境,一是历史语境,即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二是文本语境,即它与耶林晚期其他作品一脉相承的关系。通过还原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凸显了《为权利而斗争》的社会意义和公共意义。     

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

法律文化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含义,是指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法律文化与文化和法律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文化可分为内行法律文化与外行法律文化、官方法律文化与民间法律文化、主流法律文化与非主流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中,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以及不同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冲突,我们应采取新的路径整合这些冲突。     

外国人违法犯罪案件英语问话语篇研究——基于情景语境理论的视角

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景语境理论为指导,对外国人违法案件英语问话语篇进行分析,探索其语篇结构模式、语篇特征、语言特点、语篇交际双方的关系等。     

语境与困境:侦查程序完善的未竟课题

由于没有遵循利害相关者不得参与和主导修法活动的原则,同时受现行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制约,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的修改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阶段性特征。侦查与立案、审判之间的关系仍未理顺;侦查程序的行政化/准诉讼化构造基本没有改观;侦辩失衡,侦辩之间的实质关系依然是求情而非对抗;选择性不执法、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等当下侦查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亦未得到立法的有效解决。从人权、法治的视角分析,侦查程序的完善还有许多未竟的课题。     

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哈贝马斯解决法律合法性问题的一个尝试

通过对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与当代“福利国家实质法”两大主流法律范式的分析、解剖,哈贝马斯指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法的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必须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合理的民主程序即沟通程序的建构,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通过平等的交往对话,实现法的事实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都市视角下的鲁迅《野草》重释

《野草》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镇,前人从不同角度对这部散文诗集做出不同意义向度的阐发,但极少从都市角度认识。反观《野草》写作,和鲁迅的北京生活体验息息相关。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可以看到鲁迅作为"都市漫游者"对城市灰暗面的思考,对市民社会世态人情的揭露和城市发展中物质至上的诙谐批判,另一部分偏重灵魂表达的作品则以现代性的思想、西方式的表现方式体现出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从理论到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新闻学

协商民主与公共新闻学是在西方政治学与新闻学领域兴起的对西方社会民主缺失的反思,二者皆强调公民作为主体参与政治的民主实质。大众传媒应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并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作有意义的议题设置,引导公众思考和作出决策,提供公共论坛,呈现各种不同观点,积极地推动公共讨论和论辩,以推进民主发展。     

国际视野下的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探析

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已为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立法所普遍采纳,国际公约也规定了这一制度以凸显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和支持.在我国因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缺失而面临一系列困境的情况下,应首先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即引入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形成统一协调的著作权权利限制体系,然后从执法上规范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从司法上完善法律救济途径,切实给予申请人和著作权人有利的保障,从而使著作权在私权领域和公权领域的利益趋于平衡.     

解读“规范出发型”诉讼理念——以具体个案为基点

“规范出发型”和“事实出发型”是分别作为代表罗马法系和日尔曼法系诉讼理念的关键词;在中国这一有着悠久成文法传统的国度,裁判案件应在“规范出发型”理念下指导下进行。一般来说,实体法保护的权利仅限于自身框架之内,避免以虚构权利的方式达到保护利益的目的,特别是在该利益可以通过实体法上本来就具有的权利予以保护之时。在适用上,外部的基准应是民事实体法,而不应是宪法;内部的基准应是以规则为主体,只在个别情况下适用原则予以矫正或弥补。     

From a child''s point of view: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household and labor

That household strategies bear directly on the lives of individual household members is a much-stated fact. That household strategies have profound long-term effects on the options and choices made by individual household members also has received much less attention. By focusing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households, this article brings to light certain long-term effects which household relations have on the lives of adult children in term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ir domestic and laboring lives.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decisions pertaining to household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bor strategies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personal evaluations of the quality of long-term moral and emotional relations across generations.     

论伯林的自由观——从两种自由概念谈起

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区分。在深刻剖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积极自由观和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伯林认为消极自由观是“机会”、“能够”、“可能性”取向的自由观,以区别于“必须”、“应该”取向的积极自由观。但伯林的剔除了自主概念的消极自由观也蕴含了内在的危机。     

From a child's point of view: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household and labor

That household strategies bear directly on the lives of individual household members is a much-stated fact. That household strategies have profound long-term effects on the options and choices made by individual household members also has received much less attention. By focusing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households, this article brings to light certain long-term effects which household relations have on the lives of adult children in term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ir domestic and laboring lives.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decisions pertaining to household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bor strategies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personal evaluations of the quality of long-term moral and emotional relations across generations.     

从全知视角到有限视角——论亨利·詹姆斯对小说叙事角度的创新

亨利·詹姆斯是小说叙事角度革新的先行者之一。他在许多作品中摒弃了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视角 ,创造了他所称的“意识中心”的叙事方式 ,即小说中的叙述都从作品中的某一角色出发并通过其意识的过滤。他在晚期作品中又运用了类似于转换式有限视角的叙事角度 ,使读者体味作品中主要人物细致而丰富的内心活动。     

论“二级识别”现象存在的客观性——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

传统观念认为,识别作为法院进行法律选择适用的前提步骤存在于冲突法中,是适用冲突规范前需要处理的特殊问题。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首次从国际公约的层面对承运人和货物控制方的识别问题进行了统一规定。这说明识别与识别冲突不仅存在于冲突规范的选择适用中,而且存在于准据法的选择适用领域。二级识别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应当重视研究二级识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