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彩场域的逻辑——湖南梅县地下"六合彩"调查研究

文章以梅县地下"六合彩"的调查为例,通过场域理论及其概念工具的运用,试图克服地下"六合彩"已有研究的各种凌乱、分裂和对立,达致对地下"六合彩"更加合理解释.研究发现,黑彩主体的惯习,即他们对地下"六合彩"的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示,是社会结构在他们心智结构中的反映,也正是这种惯习让他们对黑彩趋之若鹜;黑彩主体在这种惯习的指引下遵循一种"模糊的实践逻辑"而展开各种实践,进而堆系着黑彩场域的运行,并使其获得自主,实现自身动力机制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就使得地下"六合彩"能够"长生不衰"、历经数年而未见消亡.     

关系执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关于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权力监督的思考

切实加强党的权力监督、坚决防止权力腐败是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进一步解决党的权力监督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权力监督,必须有针对性地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完善权力监督领导体制,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推进权力监督的制度建设,实现权力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     

猜想与反驳"权力弊病"论

"权力弊病"论认为权力具有使人腐化堕落的内在属性,必然导致掌权者的腐败,这是一种肤浅而又深刻的谬论.这一谬论之所以被国内外不少学者"默认"甚至公开宣讲,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原因的.针对这种社会现象产生的社会心理,可以作三种猜想,即挫折一攻击假说,权力批判态度假说和权力神经症假说.     

“和谐成都”与市民素质建设

建设和谐成都应以提高市民素质为重点.文章就市民素质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对提高成都市民素质的具体措施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基于“场域-惯习”理论的视角分析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社会阶层、知识背景、价值愿望的人们其价值取向不尽相同,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亦不尽相同。文章试图运用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不同场域价值观运作逻辑规范行为者的行为惯习,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价值场域"中路径选择与惯习培育之间的规律,进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实践性的思考。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概念始于西方,其含义不断演变,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市民社会和国家并没有彼此之分,直到黑格尔将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虽然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赋予了"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意义,但是他站在了"伦理观念"的角度来诠释市民社会,并没有离开他的"客观精神哲学",这也就导致市民社会理论停留在唯心主义范畴之列,并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后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扬弃,赋予了新的含义,并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当代中国构建市民社会起着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现代化

市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的规则,以自愿为前提,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以及议政参政活动的生存生活领域,它是社会成员生活的一部分私域和非官方公域的综合。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形成的根本条件和内在构成要素,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动力,中国市民社会的建设实践和理论研究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建设。     

"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阻却因素与实现进路

"恶法非法"传统在中国社会的养成是法治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小农经济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产生的直接根源:欠发达的市民社会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发展的社会动因;儒家文化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生成的文化因素.在这些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阻却中,"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可以从如下路径推进:从制定法律上防止恶法产生;从法律的实施上良法得以实行;从法治理念上法律被民众信仰;从救济机制上对"恶法"的危害及时矫正.     

论市民社会建设与人的解放的现代统一——兼与乔翔先生商榷

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总是同人的发展和独立程度紧密相联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今我国的市民社会建设,本身就是一次带有根本性的人的解放过程.这就说明,市民社会建设与人的解放是正相关关系.在当代中国,尤其要警惕对传统政治定势的过分依赖,认真地完成建设市民社会的任务,而不是要去"克服"市民社会.     

我国“买官卖官”的现象与治理

近年来,我国"买官卖官"现象严重,造成卖官者卖官或供给官职的前提条件主要是有私心的当官者拥有择官权以及现行的监督与惩罚手段相对滞后、乏力.而治理"买官卖官"现象应当强化反腐败的制度创新,如推进社会文化意识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创新、利益分配制度创新、监督和惩戒制度创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