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项内容的考察

多中心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出场”于NPO新的治理模型,立足于多中心治理与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和其他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纵向的、横向的或两者结合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这种模式之所以有效不仅在于回应了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及其官僚制的组织形式的困境,而且也由于它能够有效解决制度设计中三个相互关联的难题：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组成一种富有成效的治理网络。其主要适用于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以及街头式官僚的行政执法三个领域,未来需要在研究经验世界的解释力和具体路径上下功夫。     

中加环境治理协调模式比较研究

加拿大在环境治理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协调问题,发展出跨界合作模式,强调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并在众多环境领域创设出许多绩效显著的典型治理机制,解决了制度供给问题。而我国传统的行政调控模式,强调上下级间的权威性调解和控制,并弱化政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参与,虽然具有高效权威的优点,但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化解环境治理主体间的恶性博弈,不断酿成公地悲剧事件。加拿大模式具有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特征,为我国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我国借鉴加拿大模式时在制度供给上受到了体制制约,但仍有制度创设空间。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最后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本文提出了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新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6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乡村治理模式历经建国初的"乡(村)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模式与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模式等几个阶段的变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由"单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优化路径构建——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视角

2020年是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决胜年,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成为突破现实治理阻滞因素的重要合作模式。精准扶贫是政社共同参与治理的典型场域,政府单一主体扶贫、社会组织严重缺位的现实困境必将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社协同精准扶贫是有效破解精准扶贫场域中碎片化、复杂性等诸多现实困境的合理机制,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需从政社信息共享机制构建、扶贫类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构建、政社协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扶贫量化评估体系机制构建及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法律体系构建等优化路径入手,以期突破政社协同扶贫治理的参与困局,寻求政社高效协同的有效契合点,从而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党领合作：中国情境下的基层合作治理何以达成？——基于L市脱贫攻坚经验的调查

基层治理中的政社合作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随着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愈加复杂化,单个治理主体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基层合作治理在中国特色制度情境下呈现党领导下的政社合作治理样态。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本文对L市脱贫攻坚经验及其有效实施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治理中的“党领合作”机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实现合作治理结构的搭建,进而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主体信任、权责利共享、目标共享等达成治理目标,最终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机制背后的逻辑是引入政治力量对行政体制内外结构性、过程性张力的有效消解,包括以条块整合克服“压力-能力”的矛盾,以政治动员消解“命令-抵制”的悖论,以政社联结弥合“政府-社会”的间隙等,进而破解基层合作治理中面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权力共享与领导力、合作结构稳定性与主体变化动态性等矛盾挑战。“党领合作”机制不仅为基层效能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也在比较视野中拓展了理解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基础。     

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对其如何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实践证明,无论是采用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对生态环境问题加以治理,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多元共治模式的提出,则突破了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局限,旨在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比较分析生态环境单一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府治理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坚持和不断发展。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责任主体,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核心表征。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框定了基本原则,也为政府治理创新明确了基本走向。以政府治理创新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建设一个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型政府、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化政府,完善制度供给与公共政策执行,既是政府治理创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和有效保障。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多中心治理逻辑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策略创新

在国际上,我国是出生性别比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水平,并且是失衡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和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传统的政府作为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单一主体的治理策略,始终不能解决出生性别比治理领域的突出问题。对此引入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是一种直接对立于单中心权威秩序的思维,它通过建构包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治行动在内的综合治理主体,鼓励各主体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通过相互博弈、共同参与合作的互动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多中心治理策略优势的发挥与其制度构建和实现路径紧密相关。     

检察机关公诉权与监督权的冲突与协调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同时,又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权和监督权主体的重合致使在司法公正、监督权和公诉权作用的发挥,以及检察官行使职权等方面都造成了许多弊端。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不宜大动干戈,从检察机关内部入手进行微调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可行性的改革方向。     

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发展逻辑与绩效评估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四个阶段:合作探索期、合作形成期、合作快速发展期与合作战略深化期。发展历程呈现出三种演进逻辑:从机构林立到机构优化,从制度供给不足到趋于完善,从散、孤、小到大数据治理。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绩效的探索性评估发现,食品安全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未来还应从积极推进大监管,塑造合作型公共行政文化,放权与能力建设双管齐下、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合作等方面着力,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有效运转。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公共权力执掌者,在公共危机的多元治理主体中,政府必然处于主导地位,承担必要的责任。本文分析了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特殊性及其政府有效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充分合理行使公权力,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建立危机管理财政保障体系,加强资金监管;倡导危机治理理念,积极培育危机治理非政府主体;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法制建设,践行依法行政四个方面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界定。     

监察建议职权的内在机理与外在标准

监察建议是我国监察机关治理腐败问题的重要职权之一,《监察法》涉及的主要有四个条款,搭建了该项制度的基本框架,表现出公权性、合法性、治理性与程序性等特征。监察建议的类型化设置有两种路径:一是承前启后的承继进路,二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进路。监察建议职权的本质是由对人监察向对事监督进行的适当延伸。在《监察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宜将监察建议定位成“末端治理”过程中的“前端治理”手段,用以发挥其防范、效能与衔接功能。按法教义学的建构方法,监察建议职权在具体运行上应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标准。     

我国现行党内监督机构运行模式探析

我国现行的党内监督机构运行模式是在超越中国传统的运行模式,吸收与借鉴西方执政党党内监督机构运行模式的优秀成果,推动党内监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国现行党内监督机构运行模式的特点表现为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以党内专门监督机关为核心、以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关键,多元监督、开放式监督。现阶段党内监督尚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优化党内监督机构运行模式的新思路。     

嵌入式监督:探索权力监督有效实现新模式

纪检监察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在监督范式转换、党纪法规调适、反腐倡廉要求和监督探索实践的共同驱动下,部分地区将嵌入性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权力监督领域,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的嵌入式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借助理念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系统建构路径,形成了“权威性、精准化、全程性、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整体推进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嵌入式监督的实践深化还存在自主性、适应性和融入性困境。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还须提升角色定位能力、目标执行能力和融合监督能力,以此实现权力监督长效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基于执行监督主体的视角

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存在着监督意识淡薄、监督地位低、监督合力缺乏等三方面的问题，我们应加强对这三方面问题的治理，以使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党政分工:新时代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新时代机构改革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而出现的一场深刻变革。基于机构改革经验和社会环境变化,新时代机构改革原则已转变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协同高效和全面依法治国。在此指导下,新时代机构改革深刻揭示了党政分工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加强党管重大决策、纪检监察、干部人事、意识形态、统一战线职能,另一方面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沿着党政分工的基本路径,未来机构改革还应在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府执行力,统合“大部制”和“双合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责,推进国家组织法律和党内组织法规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中美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比较——框架、要素及优化路径

作为项目制治理中的重要构件，政府购买服务在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提升治理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增量改革作用。然而，当前有关中外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模式和结构等的中观比较研究较为匮乏。文章基于制度比较分析法，选择中美两国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进行对照比较，从框架、要素和路径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借鉴“求同法”逻辑讨论制度模式问题。研究发现：美国政府执政中的效率观转向公共价值观的变化，成为具有系统性、延展性和多元性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重要基础；中美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过程中的购买领域、规模、方式、资金分配、支付、购买限制、监管等要素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是两者在政社互动关系层面又存在一定的共性问题，需要从政府购买方式、过程和监管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政社“良性”合作关系的形成。     

检察机关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如下作用:预防和监督职务犯罪、防止公权主体腐败、维护政治权力合法性;维护政治稳定、实现政治秩序化、促进政治发展;强化司法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保证政府依法行政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