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中心:叙利亚危机中的联合国调停

长期以来,联合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调停提供方。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联合国逐渐介入并提供国际调停。目前在叙的联合国调停已经过了依次由安南、卜拉希米、德·米斯图拉参加的三个阶段。在调停进程中,联合国的身份经历了从处于边缘的关注者到联合调停人再到调停的单独牵头者的转变,此间联合国的作用则发生了由以提供和解方案为中心到以提供谈判便利为中心的变化。联合国身份及作用的变迁,受到危机局势的演变、阿盟立场的转变、联合国有限的能力以及国际社会分裂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五年来联合国的调停,既需要肯定其成绩,也应该对之加以反思。     

多边主义与中国的联合国外交

多边主义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植根于"协和万邦"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公平正义的理解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联合国是中国实践和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平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对联合国的财政、人员和理念贡献,成为支持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多边主义面临严重倒退风险下,中国推进联合国外交的外部环境趋于严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多边外交能力建设和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应成为中国联合国外交的着力点。     

禁飞区问题与中国的外交两难

设立禁飞区是一种国际干涉的中间道路,西方国家设立禁飞区目的是在侵略与合法性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从而凭借联合国授权、以有限的军事手段实现有限的干涉目标。设立禁飞区的动议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但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或默许,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大行其道,并正在朝着国际规范的方向演化。正因如此,中国在禁飞区问题上面临多重外交两难,中国外交承受着新的调整压力。     

联合国近年改革与中国外交

联合国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提升联合国的地位、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存在着两种方向之争, 涉及到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2005年是推进联合国改革的重要年头, 国际社会围绕联合国改革的纷争异常激烈。中国在联合国 改革问题上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为把握联合国改革大方向,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维护 联合国的权威和团结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联合国人权领域改革及其影响

根据2005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会议《成果文件》,联合国正式启动了以"转型"为标志的全面改革进程,而人权领域被列为改革的优先领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人权领域改革无论在人权机制建设方面还是在人权观念演变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突破。人权领域的改革及其成果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和特征,既是国际人权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体系调整过程中,联合国作为其载体"转型"的一部分。但由于人权问题历来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敏感问题,人权领域的改革前景势必受制于国际政治斗争总体形势,同时人权理事会的运行和"保护的责任"的实施情况还将受到实践的检验。     

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

近年来,西方不断打着“保护的责任”旗号,推行“新干涉主义”,在国际上引起混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应旗帜鲜明地倡导“负责任的保护”.这包括以下要素:要解决对谁负责的问题;何谓“保护”主体的合法性;严格限制“保护”的手段;明确“保护”的目标;需要对“后干预”、“后保护”时期的国家重建负责;联合国应确立监督机制、效果评估和事后问责制.总之,“负责任的保护”能更忠实地体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更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更有利于建立21世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正是本着“负责任的保护”原则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解读冷战后联合国在非洲危机和冲突处理中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非洲爆发的危机和冲突多为国内危机与冲突,而它们的解决却面临严峻挑战.联合国在参与非洲危机和冲突解决过程中历经坎坷,但从总体效果看是促进了非洲总体局势的稳定.由于冷战之初应对非洲危机和冲突遇到重大挫折,联合国逐渐加强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并使之成为联合国危机和冲突机制的重要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力图加强应对危机和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     

试论中国在非洲内部冲突处理中的作用——从"保护的责任"理论谈起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发挥怎样和多大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例如,尽管中国在参与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受到部分西方国家的诟病."保护的责任"理论中关于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参与解决非洲冲突模式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中国与“保护的责任”原则的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在促进"保护的责任"原则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上的贡献并未得到充分探讨。笔者认为,中国的贡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决一贯地支持"保护的责任"原则所体现的国际道德共识;二是对该原则的具体适用持审慎态度,推动该原则从道德共识向法律规范的稳步发展而非极端冒进;三是从更为宏大的标本兼治的角度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路,促进实现"有责任的保护"。与西方在推广"保护的责任"原则中所持的道德主义、极端主义做法相比,中国的贡献有着更为深远的国际政治意义,即实现了对国际规范的内部扩散与外部扩散的平衡、国际规范建构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的平衡。这不仅有利于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建构,也有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国际人权：若干问题的法理考察

本文以法理学原理为基点对国际人权的历史沿革、法律界定、运作限度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作者认为，国际人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合作、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国际化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权利框架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国际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范畴，它依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双重结合而存在，且由两者的双重限约而生效。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相互协调和双重保障使国际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运作有效的权利形式一基于对美国“人权外交”理论依据的考察，作者认为，“人道主义的干涉”这一国际“例外”主义原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为现代国际法学家们所接受并纳入国际法的正式条文中，所以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国际外交实践。     

叙利亚危机与美土关系的疏离

近年来,伴随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和演变,美土这对北约盟友却在经历不断疏离的过程,双方围绕叙利亚危机中的优先目标、库尔德人问题以及土俄关系等重大议题龃龉不断。美土关系的疏离既是双方地区战略冲突所致,也是两国内政分别变化的结果,并受到国际格局变迁的深刻影响。美土疏离将分化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加剧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中东地缘战略格局的未来走向。尽管近期美土关系看似止跌回升,但两国疏离的趋势和本质并未改变。在维持同盟框架前提下,各自的现实利益需求成为美土两国关系互动的根本考量。     

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

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国际责任与中国外交

承担国际责任既是一国获得国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该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作为外交的重要内容,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际责任观,由此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外交。新中国先后经历了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斗争外交、新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合作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观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三个阶段。70年来的外交呈现出: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最鲜明特征,社会主义是中国外交的本质属性,胸怀天下是中国外交的情怀。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既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1971年)

20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地纷纷取得国家独立并加入联合国,在联大中国代表权表决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了谋取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支持,"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对非洲展开了农技"外交".这些农技援助对当时的非洲国家曾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扶助作用,"台湾当局"也收到了一些政治效应.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对非洲影响力的增强,以及美国调整内政、外交政策,大多数非洲国家审时度势,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投票取向上,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对非洲的农技"外交"最终走向失败.     

“出兵-撤兵”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地缘政治目标的实现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第五年,俄罗斯正式出兵叙利亚,成为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通过军事行动,俄罗斯成功阻止了恐怖活动的进一步蔓延、提升了自身国际影响力、在困境中绝处逢生。当前,中东地区矛盾依旧纷繁复杂,多方势力持续深度博弈,俄罗斯两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出部队,展现了其军事-外交联动运用的“巧实力”,获得了战略红利、实现了部分既定地缘政治目标。然而,俄罗斯长期介入叙利亚与美国及西方展开地缘博弈,对其国家振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叙利亚持续动荡的局势及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使俄罗斯虽两次宣布撤兵,却从未真正撤出,围绕叙利亚及中东地区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还将在各大国间反复上演。随着普京开启其第四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在解决叙利亚危机、破除西方制裁、振兴国家经济等问题上依然面临严峻挑战,这需要普京和俄罗斯精英阶层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声誉、责任与公正:中国多边外交的三种需求

本文从国际机制理论的角度对声誉和责任两种多边外交需求作出了理论解释。随后又从原则议定、决策程序和议程设置三个方面对国际机制的公正性问题及其影响进行剖析。最后 ,本文结合中国的国家角色和国家利益推导出中国多边外交的三种需求 ,即声誉、责任与公正 ,而追求公正的多边外交则需要从原则议定、决策程序和议程设置三个方面维护国际机制的公正性     

中东剧变与人道主义干预的新发展

2011年以来,中东地区发生政治剧变,西方国家借机对有关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这种干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国际干预的新特点,比如,在主要干预国家中,美国从台前走向幕后,英法充当急先锋;干预方式转向以培植反对派武装为主,塑造内战式干预模式;干预方努力谋求干预的合法性,等等。中东地区的新一波国际干预不仅反映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新特点,也折射出国际关系的新走向。     

论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塑造——以“保护的责任”为例

"保护的责任"被写入《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标志着这一规范的制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其付诸实施的支持。由于"保护的责任"规范被制度化后,在其履行的阶段遭遇了程序性和实质性的争论,因此本文认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兴起和制度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其履行也是国际规范扩散的必要步骤,它与制度化是一个连续谱系,两者共同推动这项规范的扩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保护的责任"规范演进的三个阶段,而且在强烈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同时,扮演着建构和实施"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建设性角色。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战略实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国际规范塑造的相互对接,这也是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冷战后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实践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来自如何平衡承担国际责任与遵循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关系。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联合国自身对不干涉内政规范的认知和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对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认知和实践亦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对待安理会的强制行动,承担与自身原则、利益、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从孟子的仁义干涉思想看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的基本人权问题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所倡导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这一原则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以人权干涉主权成为一种国际行为范式,并有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支持的趋势,这也使得中国外交面临一种两难困境.孟子在2000多年前齐燕战争时期关于仁义干涉的思想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