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之区分存在的问题

历史地看,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区分是以行为的目的来定义的,如果是等价交换则是有偿的,如果是出于慷慨则是无偿的,此标准明显是客观价值论的产物。在该价值论被主观价值论替代后,有偿合同不再要求等价交换,但有偿与无偿的区分标准及此等区分的法律后果并未随之发生改变,于是带来了有偿合同内部以及它与无偿合同之间在人性论假定上的矛盾。引入经济人类学的观点,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将无偿合同也定性为自利行为或许是解决前述问题的便利途径。     

义务的对价:双务合同之本质

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的区别在于合同双方义务有无对价关系。双方的义务有对价关系的为双务合同 ,无对价关系的为单务合同。义务的对价与给付的对价不同。合同双方有对价给付关系的为有偿合同。所有的双务合同均为有偿合同 ,反之则不能得出相反的推论。无偿委托、无偿保管、附义务之赠与、使用借贷、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等都是单务合同。正确理解双、单务合同的意义在于 :正确进行合同分类 ,明确合同抗辩范围、正确界定纯获利益的行为。     

著作权合同中作者权益保护的规则取舍与续造

著作权合同规则和集体协商所需中介组织的双重缺失,导致我国作者在著作权合同领域面临诸多不公平待遇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比较法上作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安排,又因不同国家相关产业力量对比差异而有不同路径。在缺乏本土基本规则支撑的情况下,更符合我国产业特点的解决路径,一方面是根据比较法经验来重新校准作者权益的保护范畴,避免以事后规则直接保障作者收益,通过事前规则增助作者的自治能力;另一方面是运用法教义学的方法从著作权法合同章和民法典合同编两个领域完成对作者权益保护的解释学续造。应将著作权法合同章中规定的许可或转让的权利种类作为合同成立的“必要之点”,要求合同条款明确列举每项权利的使用范围、目的、期限和版税标准。应在区分无偿和有偿的著作权专有许可合同的基础上,类推适用民法典合同编中合同终止的一般规则和相关有名合同终止权来完成对作者利益保护规则的续造。     

论合同法分则的再法典化

民法典合同编典型合同的立法完善实质上是《合同法》分则的一次再法典化。适应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急迫需求制定的《合同法》，在立法功能、立法思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时代局 限性。《合同法》分则再法典化的目标主要是推进合同法的现代化、科学化，应按照区分有偿合同与 无偿合同、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经营者合同与消费者合同的立法思路，完善或强化无偿合同、商事合 同、消费者合同等三类合同规则，并充实、细化合同法分则的既有典型合同。鉴于我国二十年来在产业 结构、消费结构、城市化与信息化发展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迁，有必要扩增典型合同，尤其是服务类 合同。在扩增典型合同时，既要清醒认识到典型合同逐渐向服务类合同扩张的立法发展趋势，又要注 意到服务类合同在规范方法上越来越多地采纳公私法兼顾的立法发展趋势。     

试论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一种基于法哲学的思考

合同相对性规则是合同法确立的合同基本规则之一。该规则为合同实现"法锁"的作用,维护合同法本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化,合同相对性的固有弊端逐渐显现。为此,《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设立了合同相对性突破制度。从法哲学的角度看,该制度有充分内在法理机理,且在维护法的价值如正义、秩序、效率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的司法判断与法理研究

《合同法》第174条并未明确对其他有偿合同所参照的买卖合同有关规定的范围,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股权转让合同是否能直接参照买卖合同相关规定都存在争议。通过对第67号指导案例以及同类股权转让案件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规则:首先,作为特殊标的物,股权的移转和交付方式决定了其转让合同不应当适用《合同法》第167条规定的分期付款解除权;其次,在适用其他法定解除权时,应当从商事交易的特殊性角度出发,从严把握解除权的适用条件。由于商法与民法体系之间的价值取向各有侧重,商法更偏重效率价值以及外观主义而民法更偏重追求当事人间的公平正义,导致了同一行为的内外部价值评价出现矛盾,因此,从行为本身的属性来判断异类规则的适用性和适用程度是更为合理的解决方式。     

论赠与合同的撤销权

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本文从赠与合同的内涵和类型入手,探讨了国外的相关立法,最后指出我国在立法中存在任意撤销权滥用的危险以及撤销权与贫困抗辩权等相关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此也提出了有关建议,目的是在赠与人的撤销权与相关权利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价值,避免其消极不利因素。     

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

附义务赠与合同是赠与合同的一种,理论界对附义务赠与合同中的＂义务＂性质存在着争议,赠与合同的义务并非双务合同中双方均须履行的义务,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对受赠人使用赠与物的一种限制。附义务的赠与不是单纯的单务无偿合同,也不是纯粹的双务有偿合同,但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仍然是赠与合同的一种,是单务合同,无偿合同。义务内容是赠与合同内容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所有附加的义务都能够成为赠与合同附加的内容。     

违约非财产性损害赔偿的正当化证成

某一行为或规则正当与否,有赖该行为或规则与法律正义的统一性关系证成.因违约而致的非财产性损害可能而且应该在合同领域实现救济,因为这种救济:一不违背违约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二不违背合同正义价值的当然追求.     

民法典恢复“可变更合同”规则之必要性——围绕“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案件的实证分析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合同显失公平的情形,是否允许当事人请求变更或法院依职权变更,在《民法总则》生效的背景下仍然具有探讨空间。在实践层面,适用可变更合同规则的案例具有一定比重;价值层面,变更权背后反映了多种价值间的折衷权衡;在社会效用层面,可变更合同规则在某些案件中可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在"变更废弃"的背景下,虽然可以通过"解释先于撤销"和"部分撤销"规则、情事变更原则和减价条款发挥部分替代作用,然而诸种替代解释方案均有局限,不能完全替代可变更合同规则的制度功能。在我国民法典尚未编纂完成之际,《民法总则》尚有修改余地,应抓住机会恢复变更合同的规定。     

法律行为的体系价值解读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法律行为在民法上存在三种不同价值取向,即自由价值的抽象表达、价值引导工具和规则范本,确定法律行为价值取向是解决相关问题的前提,其中作为价值引导工具来理解法律行为最具有可行性。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原则仍应坚持,但应将“合法性”限定在基于行为性质判断的可为层面,合同效力则交由拘束力规则调整;基于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区分的相对性,将无权处分认定为事实行为并适用侵权规则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区分是建立在突出意思表示重要性的前提上,没有实际操作意义,合同的形式拘束力应由民法基于信赖保护原则结合不同情境来分别取舍确定。     

寻求权力规制与契约自由行为的平衡——重构我国行政合同司法审查制度之思考

随着我国现代服务型政府模式的倡导和逐步建立,自愿、合法、平等协商的契约精神,已成为当前政府为政的指导原则与价值追求.与此同时,大量以民主、平等协商等为独立品格的行政合同应时应运而生.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将这种特殊的行政行为方式纳入其中,使得行政合同案件成为行政诉讼法难以调整的司法难题,甚至一度出现审查混乱的情形.作为民事与行政行为的“混合行为”,行政合同不能完全适用民事诉讼规则,或者完全适用行政诉讼规则.为寻求权力规制与契约自由间的平衡点,本文在明析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别后,进一步厘清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和权力性质.并对行政合同案件受案范围、案件管辖、诉讼参加人、审查原则、法律适用与判决形式等诸多方面作出提一步的构想.     

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

长期以来,对于赠于合同究属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理论上存在广泛争论,而在人们的思想上更各致一说,无法达成一致见解,合同法的出台并未能使这场争议平息,赠与合同为典型的无偿合同,它在无偿合同中的地位与买卖合同在有偿合同中的地位相当,而实际上人们意识中存在两种看法。第一,当赠与人表示它的意思时,不论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成立,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转让是必要的,但是即便没有转让行为,转让也有完全的效力,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义务,因此,根本不需要登记,其本身完全有效;第二,赠与人将这些赠与转让后,应为没有采取书面形式,也未采取公正,即不能完全满足合同的要义,所以合同法中规定的某些条款并不适合于赠与合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成了当赠与人收回赠与时产生究纠,即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的问题。     

浅析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仅

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单务合同。从赠与合同的性质来看,赠与合同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必须有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本文指出为了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立法者则应尽可能的采取措施优待赠与人,维护其利益。     

公司法中的意思自治——以公司合同理论与公司法的功能剖析为视角

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系列合同的联结,公司可通过内生性制度安排,促进公司参与者的福利。公司合同属于关系合同、长期合同和不完备合同,需要公司法提供标准合同文本,释放解决自治空间,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交易成本。公司参与各方可通过合同排除公司法、补充公司法以及引入外生性制度设计获取效率和公正价值。国家强制不能代替公司合同中的意思自由。公司法应通过市场检验规则获得正当性。     

论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完善

随着民主思潮的确立和发展,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等新型国家目的观的出现,行政合同作为现代行政法上较为新型、重要的实现行政目的的法律方式之一,得到了普遍运用。这种运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行政合同纠纷的大量出现,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以确立行政合同规则,解决行政合同纠纷,更好地保护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研究对行政合同的发展,行政合同功能更好地发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国家先进做法与有益观点的借鉴,对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法定合同解除权与减损规则的关系

作为合同之债履行出现障碍下两种各有侧重的制度设计,从法条的文字表述上,法定合同解除权与减损规则各自为政地发挥着制度规范,但从实践上看,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对二者行使规则的模糊造成对于某一行为性质认定出现差异,因此从价值功能、行使后果等方面厘清二者的关系是必要的。     

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法用一章的篇幅对赠与合同作了专章规定,其中对赠与人撤销权的规定尤为引人注目。 一、赠与合同的性质与撤销权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其中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当事人称为赠与人,无偿接受他人财产的当事人称为受赠人。与所有的合同一样,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但是,赠与合同与其他的合同相比,却有许多不同之处,在性质上也较为特殊。了解赠与合同的性质及其特别之处,对于理解赠…     

建构政府合同制度──以美国模式为例

一、引言当论及政府合同或在中国所称的行政合同时 ,我们所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 ,在此制度下行政机关在开放的市场上采购、获取服务 ,将财产权转移给非政府实体 ,或者通过使用合同方式实施政府活动。尽管政府合同制度汲取了诸多民事合同法原则 ,但它却是在一套与私法合同相异的优先规则下运作的 ,而且也远比私法合同制度规则严格 ,这皆是由于政府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所带来的特殊条件所使然。在所有的政府合同中 ,都需要在公共利益──即正当使用纳税人所纳税款和确保公法合同制度的正当性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与政府订立合同的另一方当事…     

也谈遗赠扶养协议——兼与周强同志商榷

读了《法学杂志》1985年第四期周强同志的《论遗赠扶养协议》一文(以下简称“周文”),觉得某些提法尚可商榷,愿提出探讨。一、遗赠扶养协议是有偿的法律行为。周文认为:“‘有偿’一词在民法学和经济法学上是有严格含义的,它是与等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遗赠扶养协议中根本不存在等价的问题”。因此,遗赠扶养协议不是有偿的法律行为。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民事法律行为”与“有偿的法律行为”、“无偿的法律行为”是属种关系,而“有偿法律行为”与“无偿法律行为”则是全异关系中的矛盾关系。这就是说,全部“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分为“有偿法津行为”和“无偿法律行为”两种,一起民事法律行为非此即彼。据此,周文认为遗赠扶养协议不是“有偿法律行为”,那么就只能是“无偿法律行为”,我认为,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所谓“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