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冲突视域下的公共权力价值判断回归

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和核心价值是公共性,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价值判断。从利益冲突发生的内在逻辑来看,起点是权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益的获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过程是委托——代理,主要场景是公与私的交界处,利益冲突实质上是对公共权力价值判断的一种扭曲。以公共性的原则来优化公共权力构成、强化公共权利归属、重塑公共行政道德、规范公共权力私人性走向、实现公共权力价值判断的回归,是防止利益冲突、确保公共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良好运行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下建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在于公职人员权力观的错位。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从制度层面上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相分离,从而阻断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通道,最终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     

防止利益冲突的核心:权力与利益的阻断

利益冲突频发于权力与利益的交互界域。利益冲突意味着公共权力已经背离了其应有的利益指向,伦理意义的利益冲突在于权力的公共属性缺失,廉政意义的利益冲突在于权力成为谋私工具。隔断权力与利益的通道,防止利益冲突主要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明晰公私之间利益边界,权力与利益的合理安排。     

预防权力腐败的价值和路径创新:防止利益冲突

本文所说的利益冲突,是指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公私利益冲突行为,它频发于权力与利益的共同界域,主要由于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相互作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相互交融所形成。公共性、正义性、制约性是防止利益冲突的权力基本价值。当代中国防止利益冲突的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基于存量政治资源,适当输入增量政治资源,建立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民制权、以德制权的机制。     

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基本原则与监督机制

腐败与权力主体在利益冲突中不中立、甚至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有密切关系。由于非公共利益的驱动，权力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摆脱监督和规范，从而形成腐败的温床。防范利益冲突，避免政府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应当坚持服从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利益、尊重私人利益三项基本原则。回避利益冲突，确保政府在各方利益冲突中保持中立，应当坚持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三项基本原则。应当积极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加强党纪政纪监督、强化人大监督、严肃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健全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的监督机制。     

从学理到路径: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构建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再次指出"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鉴于此,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构建应实现从学理到路径的转化。通过运行、监督、惩罚三个方面的机制解读可以有效把握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构建的内部逻辑结构及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在于:强化公共权力制约和公共利益监督,配之以公共价值引导,实现利益冲突根源的逐步化解,有序理性引导公共权力运行。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研究综述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从利益冲突的内涵、形成原因和防范策略三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指出利益冲突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冲突时的行为选择困境和伦理选择困境,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利益冲突的形成主要源于委托—代理运行失灵、利益冲突防范机制不健全、公职人员的自利动机引发公共责任缺失,对利益冲突的防范需要形成正式制度约束与非正式制度约束相结合的多元化策略体系。     

公共权力腐败的利益冲突根源

庄德水在2011年第4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撰文认为，利益冲突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受私人利益的干扰，导致价值判断和政策取向偏离公共利益的要求．发生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相抵触。在本质上，利益冲突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包括公共权力的递延化和期权化，是公共权力发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当前，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公职人员更容易发生利益冲突问题。他们直接参与包括政府合同、政府工程、政府采购、公共事业招标等经济活动。在处理具体公务的时候，他们掌握自由裁量权，     

现代社会与个体自由的实现方式

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分化,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促进了现代多元社会的形成和深入发展。现代社会对国家权力的运行进行了严格限定,对"多数人的暴政"予以了高度防范,对市民社会加以积极建构,这种"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及"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方式,使现代人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空间。这是现代人自由的基本标志,也是现代人生存状态不同于古代人的鲜明之处。     

公共领域算法决策的几个问题探讨

在技术驱动和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需求下,公共领域算法决策得到广泛应用,其在管理职能和方式中的独特性是规则调整的前提。算法决策同公共权力的结合,使得技术发展无法中立,且在机会平等表象下可能造成对权力秩序的冲击和对个体权利的侵害。传统的法学调整方法面临分散的个体发展同民主秩序稳定、风险预测与因果关系、权力赋予与权利保障等矛盾的协调问题。公共领域算法决策的法律规制必须在算法系统、价值选择、制度构建和评估标准层面进行引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不仅要理性地认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强化功能来保障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基层党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适应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从保障执行、凝聚群众、自我治理、协调整合、信息沟通等方面强化自身功能。     

关于改造小农意识的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理论中,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十分丰富.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资源,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小生产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发展中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