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频发的体制性根源

近年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新形态,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政治、行政、社会等体制性弊端日积月累的必然产物。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公共权力异化和政府治理能力滞后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所导致的"公共空间萎缩"。··     

"和谐社会"的法律解读

人们通常的理解是从"积极"的角度给"和谐社会"提供了若干正面的衡量指标,然而这种解读的方式有着潜在的危险它在理论上容易导致对"和谐社会"过高的期待,将"和谐社会"视为完美的社会,进而导致一种新的"乌托邦";它在实践上容易导致为构建"和谐社会"而过分注重道德说教而非法律机制的弊病.因此,对"和谐社会"的"消极"解读,是一种更加务实、有效的方式,它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均能够改变纯粹"积极"解读的弊病,而法律解读正是这种"消极"解读的最基本方式.     

官员的“三不”

<正>当前,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动力不足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这主要是由官员思想和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而导致"不会做"、面对高压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环境而导致"不敢做"、社会舆论环境与收入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所导致"不想做"三个因素造成的。"不会做"很多官员由于思想和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从而导致"不会做"。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多年的工作中已经比较习惯依靠个人的直接体验与领悟来做事,其思维方式和工作路径还是老套路,对     

中欧企业文化根源比较研究——论地域和历史文化对中欧企业文化差异的影响

在比较研究中欧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将中国企业文化归结为"重情轻法"、"重艺术轻科学"的"灵性主义"文化,将欧洲企业文化归结为"重法轻情"、"重科学轻艺术"的"理性主义"文化,进而提出"地域"和"历史文化"是导致中欧企业文化差异的重要根源,并论证出"地域"导致了中欧企业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企业家精神的重大差异,"历史文化"则从根本上塑造了两种风格迥异、属性相悖的企业文化.在为中欧企业文化差异的根源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同时,也为中国和欧洲的企业和企业家跨区域经营和发展提供了某种思路和启示.     

收入分配改革的几点思考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解决好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当前分配不公体现为: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下降、企业利润上升;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幅大大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幅;二次分配造成了新的不公。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导致居民消费水平降低,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导致老百姓缺乏幸福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为此,要采取大幅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的比重,恢复财政资金的公益本质职能,推动以分配公平为目标的税制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打破行业垄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等措施。     

论文化产业产生的社会基础

文化产业的兴盛是现代社会的突出表征。本文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以影视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产生的社会基础:消费型社会的形成所导致的消费转向——社会生产生活重心由"物"转向"人;"社会控制全面展开所导致的文化博弈——社会控制由"物质"深入到"精神"。     

这样的“繁荣”不可取

正"八项禁令"出台后,刹住了公款吃喝的歪风。有些人坐不住了,质疑"八项禁令",称其导致服务业甚至旅游业滑坡,不符合"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精神。终于有人在为吃喝找理由了。如果说现在的"八项禁令"导致服务业滑坡,这说明了过去的消费是"部分干部"使用公款拉动的,也映射出之前的公款吃喝现象十分地普遍和严重。     

公务员激励失灵及其制度矫正

<正>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如何对公务员进行有效激励也是现代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议题。然而,当前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不合理的薪酬制度设计导致公务员的"逆向选择",对晋升的过度追求导致公务员晋升"独木桥"之困,考核制度不科学导致公务员管理的"软约束",以控制为导向的职业生涯管理导致部分     

对“GDP崇拜”的反思与超越

"GDP崇拜"作为一种社会病,不断地在侵蚀着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而导致经济社会的矛盾日趋尖锐复杂。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理性对待GDP,坚决反对"GDP崇拜"。"GDP崇拜"的形成有多种原因,"GDP崇拜"导致的危害也是多方面的,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超越"GDP崇拜"。     

新时期金融科技创新的审慎监管研究

面对第四次金融革命机遇,立足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必须在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和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高度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金融科技创新在带来去中介化、信息透明化和民主化等作用的同时,也导致逐优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并可能引发新的系统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传统的被动型监管模式导致金融科技创新面临着运动式治理的不确定性制度环境,监管技术的落后还致使传统审慎监管无法有效应对金融科技创新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跨国监管合作缺失也导致金融科技创新下的监管套利和风险外溢。为应对这些风险,审慎监管需要将"包容性监管模式、现代化监管科技、协作式国际监管"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非法拘禁罪之结果加重犯的规范诠释

对于非法拘禁罪之结果加重犯,"重伤"的判断原则上应以行为时为准,"死亡"的判断应以综合说为据。"重伤"与"死亡"应能客观地向非法拘禁行为归责,非法拘禁行为必须制造出导致"重伤"、"死亡"的不可容许的风险并使之现实化。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的主观罪过只能是过失。     

论应对铁路春运突发高峰客流的措施

春运客运将达到高峰,若再遇灾害性天气或线路断电等突发情况,将导致大量列车晚点、停远,车站旅客积压,极易导致旅客踩踏伤亡事件.运用"疏、堵"工作法应对突发高峰客流,必须以建立完善指挥系统、宣传系统、保障系统和协作系统为前提,严格落实控进出、分流向,划区域、分压力,明岗位、定责任三个措施,确保旅客生命财产安全.     

“紧急状态”的事实判定与法律规定

"紧急状态"是应急法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我国现行法律条文中的"紧急状态"一词的含义并不明确和统一,易和戒严、战争状态、突发事件等相近概念混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受法律规制的"紧急状态",应该是指一种法律状态,是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概念,如将紧急状态从文义上理解为紧急情势导致的危机状态,可能会导致国家紧急权力的不当使用。对法律条文中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状态,应避免使用"紧急状态"一词,改用突发情况、危险状态、紧急情势等相近词语替代;要从根源上解决"紧急状态"含义混乱问题,还需进一步厘清紧急状态法律规制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关系。     

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对党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

精神懈怠的危险是我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精神懈怠即精神上"缺钙",必然导致"四风"问题蔓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整治"四风"的有力武器,也是我党应对精神懈怠的利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本身也是我党精神面貌的体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树立为人民服务精神,勇于开拓创新,实现"四个自我"能力提高。     

苏联解体与资本主义的危机

苏联解体在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更为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包括使全球化进程加速,导致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加深;使"西西矛盾"凸显,导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和竞争的加剧;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导致了美国单极霸权主义的恶性发展等。这些矛盾和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很难得到有效地解决,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对资本主义来说也面临重重困难。     

“奇葩”制度背后的权力“任性”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党内法规制度,进一步扎紧了制度的"笼子",为各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一些地方在落实中央政策、抓好制度配套时,却出现简单片面化、盲目扩大化、随意歪曲化的现象,导致一个个"奇葩"制度频现,让群众"唏嘘不已"。比如:某县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走向自由——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休闲”维度

自由是人生命意义的最高原则和人的本质体现,劳动与休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合规律性样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休闲的异化成为人类不自由的"始源":异化劳动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夺导致工人没有自由的"闲暇时间";异化劳动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导致工人没有自由的"闲钱";异化劳动对工人肉体和心智的无情摧残导致工人没有自由的"闲情逸致"。人类走向自由,必须消解劳动与休闲的矛盾:劳动与休闲相互统一为人类的自由奠定物质基础;劳动与休闲相互佐证是人类重拾自由的重要路径;劳动与休闲互动共进使自由由可能变为现实。     

基于“出口”需要的高职广告专业教学改革设想

企业需求是对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检验的有效指标。现实中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专业人才培养重专业轻交叉、重工具轻创意,培养出来的"人才商品"与企业需求有相当大的落差,导致毕业生"出口"受阻。对此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所在,提出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专业教学改革设想如下:以"出口"需求为导向,明确学科定位;以能力本位为导向,设置课程模块;以先进理念为指导,实施科学教学;以校企合作为平台,推动专业实践。     

对恐怖主义概念的分析

"概念"是研究中的根本起点,"概念"规范性和描述性的分野会导致"概念"争论,这种争论会导致概念混乱与不精确。而"恐怖主义"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概念,学术、政治和公众认知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认识了"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然而也是这三个方面限制了"恐怖主义"定义。本文并不是要定义"恐怖主义"这一概念,而是通过对行为主体和行为两个方面作为一个突破点对"恐怖主义"概念界定方式进行探讨。     

科学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但发展并不能自然导致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为"科学性"所规定,才能实现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统一。科学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因为只有通过人本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