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内涵、难点及路径选择

<正>从严治党就是要"严"字当头,从严教育、管理和监督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就是要标本兼治,以"零容忍"的态度惩处党内的腐败分子。当前,从严治党难点主要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双刃剑"效应对从严治党带来不利影响;滋生腐败的土壤没有被根除,党依然面临着消极腐败的危险;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亟待改革与完善;部分党员干部对从严治党存在思想认识误区。全面落实从严治党,需要加强党员干     

理论信息·时论摘要

正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零容忍《北京晨报》2014年3月14日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取得新成效,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我们实行的是"零容忍"。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治。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     

腐败分子的基本特征

林吕建指出,以实际情况看,腐败分子一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利己性。凡是腐败分子都是极端利已主义者。他们通过腐败行为获得各种形式的好处。这种“好处”极为广泛,表现为金钱、荣誉等。腐败是个人主义的一种“物化”过程,是私欲的外泄过程。利已是所有腐败分子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动力。利己决定了一些腐败分子不择手段的贪婪性。     

腐败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关系研究

腐败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目前我国社会领域中同时存在的两种现象。为了增长实力、不断攫取经济利益，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得到相关领域国家公职人员的支持与协助；而为了使权力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增殖，某些腐败分子甘愿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结成联盟。在腐败分子的支持和庇护下，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益猖獗；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持续的利益输送过程中，腐败分子的欲壑越来越难以填平，腐败行为越来越严重。于是在社会领域中，腐败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利益的勾连下形成了彼此需要、互相促进的互利共生关系。     

反腐败要减少存量、遏制增量、控制变量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减少存量,遏制增量,同时需要关注和重视尤其是控制影响反腐败的变量。一、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抓了大"老虎",拍了小"苍蝇"。面上的腐败问题     

腐败分子的危害性

林吕建指出,腐败分子作为寄生在党和国家肌体里的毒瘤,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可以说,凡是腐败分子都是有害的,而且它的危害往往不止一个方面。在经济上,腐败分子化公为私,中饱私囊,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破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腐败分子的腐败行     

警惕“腐败有理”论

以反腐败为主题的国产故事影片︽生死抉择︾耐人寻味发人思考因为是腐败分子与反腐败战士的针锋相对短兵相接所以少不了一系列对话交锋和辩论从有关腐败分子所表述的一些观点可以看出他们有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他们信奉和推崇的是一种﹃腐败有理论﹄一曰﹃腐败是体制造成的﹄腐败分子省委副书记严阵以领导长者老上级的口吻开导海滨市市长李高成说﹃你不要把腐败看成是干部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要看到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奈他认为眼下腐败成风完全是客观原因所致与腐败分子…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判定依据与巩固路径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大判断包括三个层面内涵: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着眼整体形势的宏观判断、阶段性的初步胜利。作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大判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依据:一个是经过持续的打虎、拍蝇、猎狐,形成了强大震慑,使得那些未被发现的腐败分子纷纷投案自首,使得那些想腐败、能腐败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以身试纪试法,过去腐败问题高发多发态势被有效遏制;另一个是反腐败斗争成果得到人民群众高度认可,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越来越充足。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必须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标本兼治,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多角度出发推进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转型期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腐败案件呈现高发、多发趋势,腐败分子利用制度漏洞构筑腐败链条,导致腐败的形式复杂、多样,严重影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了政府形象。近年来,党中央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采取多种手段综合治理,虽取得明显成效,但新形势下腐败问题呈现的新特点、新问题也对反腐工作增加了难度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市“一把手”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142个市“一把手”腐败案例分析

本报告收集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一把手"岗位上腐败的142个案例,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定量数理统计与定性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这些"一把手"的基本信息、腐败领域、腐败状况等进行分析,来观察其腐败状况、特征及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一把手"腐败涉案时间跨度和潜伏期长、涉案金额大,区域相对集中;受贿是主要腐败方式;经济上插手房地产、企业经营、工程项目,政治上买官卖官,生活上包养情妇是较为集中的三大腐败领域;边腐边提、带病上岗现象突出;家人涉案、窝案串案较多。这表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本文探讨了"一把手"腐败根源,提出了治理"一把手"腐败的机制对策。     

反腐败斗争的几个辩证原则

正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反对腐败已成为各国十分关注的一项工作。在我国,反对腐败的斗争更是成为了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人心的向背、进而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做一些原则性的探讨。一、反对腐败一定要遵循"防微杜渐"的原则,斩断腐败产生的"传送带"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与质变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因此,在工作中既要看到两者的对立,防止斗争的扩大化,又要看到两者的统一,有效地预防量变引起质变。任何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的科学性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具有现实依据,又具有理论依据;既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又符合理论逻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具有客观必然性。     

大圈子作秀 小圈子作孽 透视官场"圈子病" 从徐国健案看腐败现象的"异动"

在公众场合、甚至亲近的工作人员身边都始终作秀,表现得清正廉洁,同时极力培植有价值的私人小圈子,在其中予取予求、腐败透顶,这是从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案件中表现出来的、腐败分子面对打击之后的腐败新动向。"圈子病"让腐败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提醒国人加快制度反腐的步伐。     

从严治党:内涵、难点及路径选择

从严治党就是要"严"字当头,从严教育、管理和监督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就是要标本兼治,以"零容忍"的态度惩处党内的腐败分子。当前,从严治党难点主要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双刃剑"效应对从严治党带来不利影响;滋生腐败的土壤没有被根除,党依然面临着消极腐败的危险;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亟待改革与完善;部分党员干部对从严治党存在思想认识误区。全面落实从严治党,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教育,夯实从严治党的基础;坚持依法治党,将从严治党纳入法治轨道;让权力回归公共服务的本位,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从严治党的智慧和力量。     

党内反腐败的对策和措施

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对党员进行经得起两个考验的教育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 (一)党的十三大报告向全党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并着重指出,如果容忍腐败分子留在党内,将会使整个党衰败。实践已经证明,腐败分子是一种腐蚀剂,它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削弱着党的战斗力。如果容忍腐败作风在党内蔓延,其腐蚀性就会迅速扩展,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党内反腐败斗争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     

铲除“腐败中介”

在《红楼梦》中，有不少人称得上是“腐败中介”。如贾政的手下李十儿，如王熙凤的贴身丫头平儿等。在清朝的几部谴责小说中，几乎都有一个叫作“二爷”的角色，他们也起着“腐败中介”的作用，所谓“二爷”，就是老爷的兄弟。老爷不便出面收受的贿赂，“二爷”代收着；老爷不便干预的政务，“二爷”出面摆平。 今天，在一些腐败案件中，也有一些“中介”在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胡长清背后有个周雪华，成克杰背后有李平和周坤。这些“腐败中介”不仅是腐败分子的“马前卒”，也是拉腐败分子下水的直接力量。他们与腐败分子共生，共同侵吞公…     

“报复性腐败”及其防范机制构建

报复性腐败"是指某些政府公务人员认为自己长期勤恳清廉的工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升迁或重用,为报复单位和领导而大肆贪腐的现象。"报复性腐败"产生的原因,一是因为这部分官员的做官目的偏狭,导致心理严重失衡乃至极度扭曲。二是官员基本人生观、价值观的迷失导致极端的贪婪腐败。三是一些政府部门内部的民主行政不够健全,普通官员维权通道不畅通。因此,必须加强"报复性腐败"的防范机制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政文化氛围;要建立公正公开的人事提拔任用机制,超越"天花板"逻辑,设置多维的正激励路径;要建立官员的精神干预和心理疏导机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对官员的民主监督。     

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

从严反腐是我国的一贯传统,但是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模式反映了"零容忍腐败"的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有限容忍腐败"。《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腐败犯罪的重大修改和"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司法解释,一定意义上是对"宽容腐败"做法的纠偏和对"越反越腐"民意困境的回应。面对新时期反腐的严峻形势,应当从政治、历史和个人意识各层面检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并且从"政法"结合的系统方法论出发,政治上加强制度反腐,法治上严密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系。     

从杜威“实践判断的逻辑”到当代实践哲学范式的建构

"实践判断的逻辑"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然而就这个概念本身来说,不应局限于分析逻辑的角度去评判,而应该在实践哲学的视域下来考察它所蕴含的实践关怀及其理论旨趣。从这个角度来看,杜威的逻辑理论所关注的并不是纯粹理性空间中绝对的概念构架,而是在实践空间中,生成性的判断条件与境遇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之间的张力。所以,与其说它是一种新的逻辑形式,不如说是"实践智慧"延伸到现代境遇下的一种新形态。而其内在的旨向是要打破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理性概念运行的封闭性、概念性思维方式的独断,进而探究理智在实践境遇下的运行机制。并以此为入手点,反思当前西方学界分析哲学传统和实践哲学传统之争。     

腐败洗钱犯罪及其规制

洗钱是对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予以隐瞒和掩饰,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腐败与洗钱有着密切的联系,腐败催生洗钱,洗钱保护腐败,二者具有极强的共生性。反腐败洗钱可以斩断贪腐与洗钱之间的联系,消解腐败分子的犯罪冲动。为此,需要在全面掌握腐败洗钱犯罪的产生缘由和重大危害的基础上,针对不断变化的腐败洗钱方式,应从完善立法、加强监管、加大合作力度等方面予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