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职位分类制度是加强对公务员管理的重要制度,自美国开创职位分类制度以来,各国纷纷推行公务员的职位分类制度,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各国的职位分类制度各有特色,有优点也有不足。中国的职位分类制度同样存在许多问题,本文旨在借鉴国外公务员职位分类的优点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检察技术人员管理制度的健全与优化

随着公务员分类改革的深化，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制度从无到有并日趋完善。实践中，检察技术人员专业化建设在职位、能力以及发展路径上还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在检察机关推动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改革，遵循“专业化”逻辑完善检察技术人员管理制度，即按相关标准和范围设置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并改进相关选拔、培养、管理、使用制度，从而为检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技术支撑。     

论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之创新

职位分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最基本的制度设计之一。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有关职位分类制度的规定相比较而言,《公务员法》中设计的职位分类制度有许多创新之处,具体体现在职位类别划分更为科学、职务序列设置更加多样化、级别的内涵与功能更为明确等几个方面。     

由繁到简、日臻完善——加拿大公务员职位分类简介

<正> 应加拿大公务员委员会的邀请,1993年10月初,国家人事部组织赴加拿大公务员职位分类专题培训班前往加国,对加拿大联邦政府以及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政府公务员职位分类进行为期两周的培训考察。根据中方要求,加拿大公务员委员会的职位分类专家对加国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历史、现状、评估操作技术以及目前正在研究推行的改革方案,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学习过程中,加国职位分类改革方案引起了培训班同志的浓厚兴趣。     

试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

我国公务员制度在制度设计及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这表现在:公务员范围的界定;职位分类;行为失范;问责制的完善;公务员考核存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已经实施,这将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提供法律依据,针对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些制度设计建议。     

解析《公务员法》中分类制度之设计原理

中国公务员的分类制度是《公务员法》中最基本的制度设计之一。设计该项制度的目标是为解决公务员职业发展渠道过于单一的难题;该项制度的立法思想则包括:以职位分类为导向,同时吸收品位分类的合理因素,以优化管理为目的和以激励保障为主线;其基本内容包括:将职位划分为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综合管理类和法官与检察官类,设置多样化的职务序列,明确级别的内涵与功能,规范级别与职务的对应关系等等。     

公务员制度的主要运行机制

健全的运行机制是公务员制度实现其科学价值——节省政府运营交易费用、顺利执行政府职能、抑制和减少官僚主义、肪止和反对腐败的根本保证。本文对公务员制度的职位分类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特征、原则及其功能作了理论性探讨。     

公务员职位聘任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自2006年1月1日起生效实施,其中专章规定了公务员职位聘任制度,对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早在公务员法出台前,各地就掀起了试行公务员聘任制度的热潮,为制度出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要大力推进公务员职位聘任制度,还必须有配套法规的进一步详细规定,进一步理清职位聘任与公务员其他相关制度的关系,为真正推行聘任制扫清制度上的障碍。     

完善公务员责任追究机制——公务员依法行政的一个视角

我国公务员制度中责任追究机制的失灵严重影响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水平和公共行政的有效性。公务员的多重身份导致其责任对象交叉,职责不明确导致责任相互推诿,权利义务不平衡导致责成其负责的法律依据不足,责任种类及追究方式的非法律化导致其容易规避责任等,制度缺陷是责任追究机制失灵的原因。因此,完善职位分类、平衡公务员的权利义务、明确责任种类并将追究方式法律化是完善公务员责任追究机制的必由之路。     

海峡两岸公务员俸给制度比效研究

海峡两岸公务员俸给制度比效研究关保英公务员俸给制度即工资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不同，实行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也并不完全相同。台湾是实行公务员制度较早并较为完善的地区，特别是其俸给制度在激励公务员忠于职守方面起...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