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中调查权配置问题探析——以赋予申请人调查权为视角

我国民事执行阶段调查权制度由法院依职权调查和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调查制度组成。赋予申请人调查权制度虽有上海、北京等地区法院率先实践,但仍未在法律层阶予以确认。由于法院依职权行使调查权和被执行人申报财产制度的被动性,我国执行难问题凸显。赋予申请人调查权可以合理有效的推动执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以调查令制度为载体能够弥补执行中的短板。     

论行政调查权的设定

行政调查权的设定是创设行政调查权的立法行为,在行政调查法律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本文在廓清行政调查权设定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设定行政调查权时应遵循的原则,最后探讨了我国法律规范设定行政调查权的两种方式.     

全国人大调查权研究

调查权是立法机关固有的权力,由于议会调查权的行使能够有效地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因此,外国宪法和法律都对议会调查权作出规定。我国宪法和法律也赋予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权力,同时,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这些权力的行使说明全国人大的调查权具有宪法依据。由于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人大的调查权,人大行使调查权的组织和程序也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不利于全国人大充分行使这一权力,针对人大调查权难以启动的原因应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     

论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的调查权

为解决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侵权人查找难题,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为公安机关增设了调查权。该调查权应当被定性为侵权调查权,不同于公安机关固有的治安调查权和刑事侦查权。作为我国《民法典》中的公法规范,调查权条款的正当性不仅源于理论层面的积极面向的辅助原则,更在于其对权利保障的现实意义。高空抛坠物致人损害行为的复合属性与公安机关兼具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重定位导致侵权调查权与治安调查权和刑事侦查权难免竞合,这对公安机关提出了新的要求。该调查权条款的适用主要产生两个法律效果:一是受害人的调查义务转移到了公安机关,前者的调查义务得以免除;二是“依法及时”和“查清责任人”的目标指向引发了调查不作为的认定问题。     

论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

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抗诉调查权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还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的民事调查权应当是一种有限定的调查权,对于调查权的范围、调查的手段和措施以及通过调查取得的证据效力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公益诉讼调查权运行困境及破解思路——以督促追回耕地占用税行政公益诉讼案为视角

调查权的有效行使是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责的有力保障,也是高质效办好公益诉讼案件的内在要求。实践中,因对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角色定位、调查权性质和行使范围有不同认识以及调查权的运行缺乏有力保障的客观现状,制约了公益诉讼检察的健康发展。在“公益诉讼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建议从公益诉讼调查权的一体化保障、明确规定惩戒措施、完善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等思路出发,破解公益诉讼调查权运行的现实难题。     

论国会调查权的宪法界限

立宪政府是一种有限政府,任何国家权力都须受到限制,国会调查权亦不例外。基于权立分立与人权保障双重原则,在服从目的正当这一普遍原则的前提下,调查权须在国会授权范围内运行,并不得为宪法所禁止。国会调查权既不得侵犯行政与司法机关的权力,也不得对个人权利造成过度侵害。在个案中,决定调查权是否逾越宪法界线是法院的任务。调查权与行政与司法机关的界限属于机关权限争议,法院须综合各种因素判断何者属于不得被国会侵犯的核心;调查权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属于严肃的宪法问题,法院亦需在平衡个人事务与政府需要的前提下做出判断。我国可借鉴相关国家的做法,在适当时机制定法律规范调查权的运行,确保国家各机关履行核心职权,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民事检察调查取证权研究

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新增第二百一十条,确立了民事检察调查权,强化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但是该项权力的内含、范围、手段、程序等等却尚未明确,制约了其在司法实践中作用的发挥,亟需加以探讨和研究。本文通过梳理民事检察调查权的演变过程,分析调查权的概念和内含,论证探讨了调查权的范围、采取的措施、调查结果的效力以及需要完善的配套机制等,以期能使调查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运作的双重困境及其法治路径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兼具“行纪检”调查权的特质,但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种调查权,其对职务犯罪的行使也就无法再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然而,“行纪检一体化”后所形成的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定位异常模糊,不仅容易招致程序正义的质疑,也对人权保障有一定的挑战.为精准定位调查权,消除其运行时可能存在的法治的风险,必须要从宏观立法着手,将《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侦查的规定部分转移至即将制定的《国家监察法》中,新增监察委员会有授权检察机关调查特定职务犯罪的条文,废除或不再规定“双规”、“双指”措施,确保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转.     

民事检察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协调

民事检察中的公权主要有调查权和抗诉权,与之相对应的私权涉及当事人举证和意思自治。调查权与当事人举证之间的冲突、抗诉权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和抗诉权,必须遵循当事人举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妥善地处理调查权与当事人举证之间的冲突、抗诉权与当事人意识自治之间的冲突,让他们在矛盾中共存、协调发展,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法官庭外调查权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法官庭外调查权,但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笼统,使人们对法官庭外调查权的理解和适用产生了分歧。本文在贯彻法官中立原则和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前提下,对法官庭外调查权进行定位并从程序上对该项权利进行完善,从而防止审判权的异化并维护司法公正。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自行调查权及其实践策略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自行调查权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根据自己从来文中掌握的犯罪资料独立启动对任何一个缔约国国内发生的犯罪情势进行调查的权力,它既是最能体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独立性的权力,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最担心被滥用的权力。在《罗马规约》缔约过程中,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行使是各国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基于对检察官滥用权力的疑虑,《罗马规约》为检察官行使自行调查权设置了一定的制约机制。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从上任伊始便采取了对自行调查权尽量备而不用并鼓励缔约国自我提交情势的策略;尽管检察官对肯尼亚和科特迪瓦情势两次行使自行调查权的实践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会改变其审慎使用自行调查权的策略。     

香港立法会调查权限分析

从各国的法治经验来看，立法机关可以基于行使自身职能的需要而通过其所属的委员会行使一定的调查权，通过要求当事人出席而获取相关的证据或材料。对于立法机关调查权的界限，由于制度差异而存在诸多争论。立法机关调查权界限的确定并没有可统一适用的标准，而要根据各国制度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基于香港政制的特殊性，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界限的确立，也应该在逻辑上与之相契合。通过比较英国、美国议会调查权的实践并参照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可以认为，以香港独特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依据香港《基本法》的具体规定，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应该遵循授权性、辅助性、谦抑性、可审查性等原则，从而达到香港政制中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有机平衡。     

行政调查权探析

作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的行政调查,直接对相对人的财产和权益构成威胁。探讨有别于其他行政职权之行政调查权的特征和内容,有助于规范行政调查权的行使及行政调查制度的构建。     

“革命性的变化”——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行政调查权态度变化的观察(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

本文试图通过历史的回顾，特别是对于最高法院判决的列举和分析，展示被Davis教授称为“行政调查领域的革命性的变化”时期，即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最高法院对于行政调查权态度的本质性的变化：从对于行政调查权的严厉态度到几乎取消一切对于行政调查权的限制，从有限的角度展示美国行政法发展的一个侧面。     

论法官庭外调查权的法律监督

法官庭外调查权作为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但我国法官庭外调查证据缺乏有力的制约，导致庭外调查权在实践中运行得较为混乱，因此应对监督体系进行重新构建。构建监督体系的前提是保障检察机关在庭外调查时的到场权，以便检察机关采取确认违法、建议处分违法法官及提起抗诉等措施对法官庭外调查权进行有力的监督。     

民事检察调查权制度研究

关于民事检察中的调查权,一直是我国实务和理论界的关注的焦点,对检察机关是否应该具有民事检察调查权,各家众说纷纭.本文拟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出发探讨此问题,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对如何完善此制度给出合理化建议.     

论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

民事调查权是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与实务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尝试对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的正当性、范围、启动程序及其效力等问题一探讨,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制度

股东是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也是公司的终极所有权人,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股东享有重大决策权,在两权分离的管理模式下股东要有效实现决策权必须先实现知情权.股东知情权的实现要通过调查权的实现为前提,而通过选任调查人的方式是实现调查权的有效途径.公司治理和立法先进的国家明确规定股东调查权的制度设计方式和行使该权利所要具备的相应客观条件;我国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引入检查人选任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