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治理视域中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

“服务型社会治理”相对于以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而言,是一全新的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要求我国政府职能从侧重管制转换到侧重服务,推行服务行政,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我们需要从提升服务理念、改革服务体制、优化服务流程、转变服务方式入手,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     

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社会治理活动是人类一切行为体系中最为典型的集体行动 ,它必然会在行动中突出甚至公开宣示自己的价值。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秩序价值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公平和效率价值 ,公共管理则把服务价值放在了核心地位。服务价值属于伦理价值 ,是包含着科学内容的伦理价值。     

社会治理中的伦理精神与伦理价值

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农业社会的治理依据权力意志开展活动,工业社会的治理依据法的精神开展活动,而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则显现出依据伦理精神开展活动的需求。公共管理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形式,它建立于伦理精神的基础之上,必然要依据伦理精神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社会治理的效率观、法治观和权力观都属于科学观的范畴,而伦理观则是这些科学观的调节和整合因素,为科学观提供目标导向和价值定位。公共管理把社会公正的获得作为自身的基本目标,公共管理的价值就体现为提供社会公正,而公共管理伦理正是公共管理提供社会公正的保障。     

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兴起与理论特质

社会公共管理是人类为获得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常态性治理活动。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社会公共管理也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领域性分化,使得社会公共管理从政治统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与政治统治相对独立的部分;国家建构需要社会建设的支撑,使得社会公共管理呈现为社会自主型治理;风险社会的来临与不确定性增长,使得风险管理与危机对应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选项;全球性政府治道变革运动,促使社会公共管理改变以往＂命令—服从＂管理模式,走向以＂协商—合作＂为导向的善治模式;新公共服务运动的发端,则赋予＂管理即服务＂的意涵、以服务规导管理的最新理念,型塑服务型公共管理。中国特色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不仅是现代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先进理念的吸收、消化和创新之上的。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基于与历史的比较分析

在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发生着全面的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被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将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演变。服务行政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其不断显现的服务导向、公正导向、公民本位、充分的开放性、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特征充分地反映出这一领域后工业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     

市场经济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促成了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的建立,管制型政府也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和管理型政府逐步取而代之,但其存在诸如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权力监督,缺乏利益调节机制,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保护等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改革已是势所必然、迫在眉睫,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法治型国家治理模式与服务型政府,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高度统一。     

“国家—社会”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的精细化

政府角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必然要求治理的社会化,即将社会力量引入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走向"国家—社会"双轨制正是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对治理社会化的积极回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传统构建思路注重"大而全",关注的问题也往往停留在人员保障、资金保障、站点建立等方面。但实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走向精细化、进行实质性革新,对政府与社会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进行正确定位,各司其职。此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双轨制推进中存在的权力寻租、加剧非均等化等风险也应当正视、予以积极应对。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治化思考——以人大制度构建为视角

服务型政府是继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之后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新型政府模式或行政模式。因国内环境的不同,所以政府所提出"服务"理念必然要"中国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服务型"政府理念。作为我国"单元多分"权力框架下的单极,人大制度构建理念的变化能够促使其下分的其他权力机构的执法理念发生变化,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故人大制度在回应西方"服务型政府"固有弊端时,应当注意厘定服务型政府的法定义务、确立服务型政府的运行规则、拓宽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渠道。     

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价值位移

对于公共行政中的价值要素和价值目标进行探讨与研究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凸显出不同的核心价值。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凸显秩序价值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力求效率与公平的和谐共处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则把服务视作自己的核心价值。本文试图对三种社会治理类型的核心价值的变迁进行梳理 ,简述三者核心价值的内在联系。     

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

在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分别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典型化政府样态。＂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在＂王朝治理模式＂下,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进入近代,欧洲国家在率先走向工业社会的历程中,通过一场＂法的精神＂的启蒙运动扫除了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又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向国家提出了自由与平等的要求,进而完成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型。管理型政府在行使社会治权的时候运用了＂保护型职能＂和＂干预型职能＂,并且在对＂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的使用和完善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法治社会状态论

法治状态是法治的一个综合性、整体性问题,在法学史上,法学家们已经提供了有关法治状态的多种理论模式,其中一定社会状态是法治状态的实质性组成部分.本文就法治的社会状态模式(即社会标志)进行了论述.     

“市民社会”——西方法治产生的历史根源

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一直倍受关注,然而,究其原因,却意见纷呈,本文以为,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西欧中世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独特社会架构--"市民社会",具体表现为,城市管理为现代民主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城市契约开创了民主宪章的先声;市民阶级的形成滋生了现代法制的主体;市民阶级的争权运动确立了现代法律的权威;市民阶级的交往和本性加速了法律形式化的形成.     

从法治治理到治理法治--突发疫情“大考”下地方治理效能提升

地方是突发疫情防控的实施者,地方治理奉法,疫情防控治理效能就显著。疫情的突发应急性要求地方治理打破常规治理思维,甚至采取超常规治理措施,而这些措施一旦使用不当,公民人权保障和国家法治秩序就会面临威胁,鉴于此,有立法权限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须加强属地疫情防控的预防性立法;地方政府要以法治政府建设为抓手,强化疫情防控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严惩涉疫情犯罪须坚持主客观统一原则,警惕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强化疫情防控公众守法意识的培育,以"两个区分"提升公众"知法"能力,以良善社会政策促进公众"守法"自觉。     

法治：一种形式的事业——国家利益至上的法治观

本文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述法的规范价值.法治实现的核心,是认可法的规范价值.法治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为维护整体的国家利益,法的约束力,针对公民自由,也针对具体的国家权力.     

论法治文明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和法治两者相互融合与作用的必然产物。法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工程,其中,理念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先导;法律制度体系在形式上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载体;社会主体行为,尤其是权力运行行为的文明是法治文明的关键;以人权为内核的秩序文明是法治文明的根本归宿。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明确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时。也要认识到德治建设的重要性,以达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目标。     

法治政治德治

在现代社会 ,民主政治不能脱离开现代法治 ,而且 ,鉴于法治与社会客观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德治实践也不应该把法治放在次要地位。不管是“讲政治” ,还是“以德治国” ,都应当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都应当以兴民权、行民治为圭臬。     

论法治警务

警务是法治的贯彻，警务的运行必须务实地体现法治的精神。正当性是法治警务活动的灵魂。法治警务首先要求平衡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大幅度地公开事实性理由，执法的商谈性体现于个案之中，尽力减少强制性依赖，是法治警务的现代主题。     

依法治国视角下对公共安全治理的思考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做好新时期公共安全治理工作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社会稳定步入高风险期，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公共安全治理存在许多突出问题。这都迫切需要我们大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能力。     

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约束和监督——浅谈实现法治国家的途径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目前中国的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依法治国 ,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依法治国 ,我们要正视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依法治国之路。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制系统工程来抓 ,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应抓紧四个环节 ,一是依法行政 ,二是治“官”治“权” ,即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