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罪的立法完善刍议

本文对我国《刑法》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罪的立法条文进行了分析,认为需要进行下列立法完善:1.明确具体地规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行为及其处罚细节;2.明确贪污罪的处罚细节;3.增加附加刑新刑种。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贪污罪若干问题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已成为阻碍社会良性健康发展的一大桎梏,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存在的贪污犯罪更成为贪污犯罪中突出的一种形式。本文对国企改制中贪污犯罪高发的经济学原因,贪污数额认定问题,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区分进行了分析,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打击贪污犯罪。     

贪污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当前在贪污罪的认定中存在诸多难点问题,在一些案件中,虽然其案情并不复杂,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却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诸多争议,故有研究之必要。为了方便探讨,下文先举一典型案例引出问题。     

完善侵犯著作权罪立法若干建议

侵犯著作权罪是知识产权犯罪类型之一。自1997年侵犯著作权入罪以来,我国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强。在实践中,司法解释在惩治侵犯著作权罪、充分发挥刑法保护著作权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保护著作权刑事方面的立法明显滞后,侵犯著作权罪需要在立法上扩大保护范围,完善罪名、罪状和刑罚设置。     

贪污罪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贪污犯罪认定的诸多疑难问题,主要集中于贪污对象的认定、贪污罪客观行为要件的判定、贪污罪的既未遂形态界定以及贪污罪数额的认定等问题。本文选取若干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受贿罪立法若干问题初探

受贿罪立法对于预防和打击受贿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科学合理的受贿罪立法必须建立在对受贿罪保护法益的基本立场、立法方法、罪状模式、法定刑结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科学认识之上.     

贪污罪主体和共犯问题研究

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 ,阐析了认定贪污罪主体以及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贪污罪等疑难问题 ,提出在追究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 ,应坚持共同负责的原则 ,同时区分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 ,以确定他们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对贪污罪立法的四点建议

九七《刑法》修订颁行后,在惩治腐败打击犯罪上着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经过司法实践,笔者发现了对贪污罪的规定在立法上有明显不妥之处,建议予以完善。第一,不应在法条中明确规定定罪与量刑的数额标准。在《刑法》规定的罪名中,涉及到依据数额定罪量刑的很多。但是在法条中多是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表述,至于具体数额多少没有规定,而是在具体实践中由各省、自治区、市来确定,比如盗窃罪。这样规定是为了突出惩治腐败的力度,但是却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一,从立法角度说,贪污罪与盗窃罪等均是以侵犯财产的数额做为定罪…     

收废品的工人能否构成贪污罪共同犯罪——李某、方某贪污罪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贪污罪的犯罪主体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认定上,嫌疑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无疑对贪污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主犯与从犯只有一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理论上存在主犯决定说、实行犯决定说、实行犯决定说为基础,特殊身份说为补充等争议。本文以一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为研究背景,对贪污罪共同犯罪中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贪污罪的认定有所裨益。     

非公有经济的刑法平等保护——以贪污罪立法为视角

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呼唤刑法对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平等保护。然而《刑法》中贪污罪的规定表明,非公有经济的保护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应淡化将“贪污”当作国家工作人员“专利”的观念,改革贪污罪立法,扩大贪污罪的主体和对象范围,实现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刑法平等保护。     

故意传播严重性病行为定性之探究——兼论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的立法完善

从实然的角度来看,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的"严重性病"的范围应包括艾滋病;对于不具有卖淫、嫖娼性质以外的性行为或其他方式传播性病的行为应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适用相关条款予以定罪量刑.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予以完善,以为惩治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故意传播严重性病行为提供法律依据,进而促进司法的统一和公正.     

我国罪数理论之基本问题研究

我国的罪数理论对大陆法系理论中的行为说、犯意说、法益说、构成要件说所进行的评判存在重大误读;在罪数的判断标准上没有很好地坚持犯罪构成说;对一罪类型所做的划分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对犯罪构成类型和犯罪构成要素复杂性缺乏应有的思考,我们应当将一罪划分为单纯一罪与复杂一罪;将继续犯、集合犯、吸收犯、结合犯纳入其中不符合罪数论的研究宗旨.     

抢劫罪既遂与未遂区分标准新探

如何区分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历来存在争议,尤其是1997年刑法典实施后,针对八种加重抢劫情节是否存在未遂问题,刑法理论更是聚讼不一。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争议应立足于法益保护,立法者制定任何一条罪刑规范都有其欲意要保护的法益,只有当这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时,才成立犯罪既遂。据此,普通抢劫罪和加重抢劫罪除抢劫数额巨大、多次抢劫外,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判断标准。     

论罪责对犯罪论体系的影响--以期待可能性为基点

罪责作为责任的核心含义的形成,经历了从团体到主观、到个人责任的发展过程,最终成为研究犯罪论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然而,时至今日,罪责在犯罪论的研究中,却显出日渐衰微的趋势。期待可能性在犯罪论体系中引起的两难选择问题,促成了大陆法系国家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修正和调整,但这种调整仍然无法完满地解决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免责事由的尴尬位置问题,欲彻底解决问题,就需要建立开放的犯罪构成的构架。     

完善行政执法程序立法的几个问题

《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单行立法仅规范部分执法活动,调研表明,行政执法实践存在大量问题,与执法程序立法的总则性规范缺失和不完善有直接关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完善执法程序立法的要求,首先需要调整立法思路,由单行"零售立法"转向制定综合性统一立法,具体方案可以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执法程序条例》。制定条例,要回应行政执法实践面临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是执法权违法行使与执法不公,损害当事人的权利和执法公平;另一方面是行政执法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执法不作为与慢作为,行政执法效能不足,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保障公民权利与提升行政效能是立法要实现的双重目的。保障公民权利要解决执法乱作为问题,主要机制包括确立行政基本原则、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与权、完善行政执法证据制度等;提升行政效能要解决执法不作为与慢作为问题,主要机制包括理顺执法机关纵向横向关系,简化申请处理程序,提升行政执法信息化程度等。     

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的若干技术问题

我国刑法不少地方把犯罪主体称为“犯罪分子”,在语言表述上欠准确,因为它不能涵盖单位犯罪主体,带有某种人格歧视,而且用词不经济;在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使用汉字,违背了国家语言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及GB／T15835－1995国家标准;在定罪标准方面,有的规定必须“情节严重”,有的必须“情节恶劣”,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在涉及财产数额的定罪量刑方面有的规定“数额较大”,有的则规定了非常具体的数额,说明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够统一。     

非经济领域的聚众犯罪研究

聚众犯罪主体人数众多,社会危害性大,影响范围广,其对经济、社会秩序带来的干扰远胜于其他类型的犯罪.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聚众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以某地区近五年来发生的非经济领域的聚众犯罪案件为样本.在此基础上对该类犯罪产生的原因、犯罪的多发方式、多发领域等进行研究以期寻找预防与处理该类犯罪的方法和途经.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长期以来,有关监护问题在我国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法律现有的规定也过于笼统,已经不适应新时期我国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监护方面存在着监护内容不具体、监护种类不全面、监护产生的程序不明确、监护监督制度未建立等许多问题,我们应以民法典的制定为历史契机,全面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证人拒证行为的刑事立法及对策探讨

作者为拒证行为的刑事立法提供了参考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了拒证罪应具备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