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推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是破解当前"垃圾围城"困境的重要环节。南京市在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中,存在设施设备配置不合理,垃圾分类与收运、处理相脱节,工作机制不健全,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法规滞后、约束缺位,宣传不力,缺乏整体社会氛围等诸多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做好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应健全组织机构与工作机制;科学制定垃圾分类办法;完善政策法规;合理运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收费机制;奖罚并用,激励居民实施垃圾分类,并对违规行为加强监督与管理。     

农村垃圾分类及治理对策研究——基于贵州86个村落的实证分析

农村垃圾产量的持续增加和种类的急速变化,给建设美丽乡村提出了重大挑战。迄今为止,学界主要从产生特征、处理现状、处置技术、治理模式和法制保障等方面对农村垃圾进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农村垃圾分类研究及依靠乡村自治组织治理农村垃圾的研究成果极少。文章以贵州86个村落为研究对象,立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通过大量田野调查,将农村垃圾分为生活垃圾、产业垃圾、建筑垃圾、立足农业寻求基本生存而产生的垃圾。在此基础上指出,农村垃圾分类及治理需要乡村主体参与,而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则是将个体化乡村居民连接起来的纽带,因而村委会、自发成立的乡村组织、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组织是治理乡村垃圾的重要力量。     

杭州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调研发现,杭州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试点工作获得市民好评,市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很高,但参与分类的态度与行为不一致。在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居民的感知障碍、经济刺激和制度约束是排在前三位的。因此,有必要通过环境承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立法和以收费、付费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刺激政策等措施对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进行引导。     

京城弃灰往事

最近，连着听到这样的消息，很让人高兴。一是北京有1000个社区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二是京城在一些地方将采取定时收集垃圾的做法。三是出台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北京将逐步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收费制度。这不禁让我想起老北京处理垃圾的一些往事。     

从积极组织行为学看垃圾分类习惯养成

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推动习惯养成。积极组织行为学将员工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激励员工发挥自身优势能够提升组织的整体绩效水平,这为推动垃圾分类主体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供了有益参考。基于积极组织行为学视角,推动垃圾分类习惯养成,需要强化自我效能感,倡导垃圾分类人人能行;强化社区意识,明确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强化社区动员,落实垃圾分类人人尽责,最终将垃圾分类的种子种在每个人的心里。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共同建设绿色家园

8月2日,由首都文明办、市市政市容委和市老干部局联合主办的"学雷锋,垃圾减分参与月"整体活动启动仪式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老干部局局长薛菡号召全市离退休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为建设绿色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作贡献。启动仪式上,陈日先、臧中凯、张泰等10位离退休干部向全市离退休干部发出了参与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倡议。     

瑞士垃圾手册有108页

瑞士被人们赞誉为“没有垃圾污染的国家”。这是因为，瑞士人都是严格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手册处理垃圾的。     

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镇污水垃圾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改善城镇人居环境、保障人民健康安全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镇污水垃圾治理工作,统筹部署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打好碧水保卫战、黑臭水体整治攻坚战等标志性战役,并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城乡建设领域污水垃圾治理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城镇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既包括对直接排放的污水、垃圾进行处理,也包括对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渗滤液、焚烧飞灰等进行处置,还涉及污水管网、垃圾收运等体系建设。江苏位于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城镇化率高,城镇生活污水垃圾排放量巨大。     

生活垃圾分类的地方立法研究——基于12城市立法的比较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推进过程可谓知易行难，按照国办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部署及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各地的垃圾分类立法都到了关键节点。通过对12个城市现行立法的文本比较可以得出，各地在生活垃圾分类的责任主体、分类标准、计量收费制度和奖惩措施的规定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其背后蕴含了公民分类义务之问、社区责任主体之辩、分类标准之考、处罚限度之争的法理争论，明晰这些法理难点可以为将来的立法在效力位阶、分类标准、义务主体、规范内容和激励机制上带来启示。     

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社会参与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公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生活垃圾也随之而增加,而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对垃圾的处理手段的提升。但在经过十多年的试点操作后,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现代治理实践与理论表明,在政府治理的手段上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政令式、全包全揽式地,容易造成行政"失灵"。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对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可以尝试由政府引导,建立调动社会公众的力量协同参与垃圾分类的机制,政府应该以制定相关的制度、培育社会组织、搭建社会参与平台等方面做探索,为如何走出"垃圾围城"的困境,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提供启示参考。     

垃圾分类是一场持久战

2020年5月1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至今已半年有余,全市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大幅提升,11月份比条例实施前增长了13倍。在多种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市民分类意识逐渐提高,分类主体责任逐步到位。这些无疑都是很好的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小区垃圾分类工作似乎有所松懈,扔错垃圾桶、不按标识乱扔垃圾的现象又有抬头,存在着让这项事关人居环境和首都形象的“关键小事”,出现“虎头蛇尾”的可能。     

生态补偿视阈下农村垃圾分类兑换激励引导机制研究——以安徽黄山市S县生态美超市运作实践为例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农村垃圾处理是一个亟须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完善的农村垃圾处理机制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此,黄山市S县将生态补偿机制与农村垃圾分类兑换相结合,因地制宜推出并践行了生态美超市这一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新事物。通过对黄山市S县生态美超市的调查研究,以生态补偿视阈分析生态美超市以物易物的垃圾兑换、科学化的维护管理、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实践机制,发现农村垃圾分类兑换得以成功实践又掩映在公众参与和自我需求的调和、熟人社会从众心理、传统农耕空闲的自我调适、地方精英组织和领导的社会行动逻辑之下。虽然生态美超市的垃圾兑换激励引导实践有新颖独到之处,但在长效持续运行中还面临激励的暂时性、兑换物品的集中性及单一性、兑换过程中出现的"人情操作"、资金来源的政府依赖与多元化筹措缺位等挑战,由此造成可行性、可持续性受阻。这些问题的消解弥合,已成为打通农村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当务之急。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合肥实践

长三角地区有着地脉相连、文脉相通、商脉相融的社会基础,将有可能成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统一分类的先行示范区.但合肥市在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践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是制度层面上分类标准差异显著,体制机制尚需完善;二是宣传层面上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分类意识有待强化;三是行动层面上存在基础建设不足,奖惩措施不力等问题.基于此,合肥市在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同时,应当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健全垃圾分类体制与治理机制,积极营造绿色城市、无废城市、低碳城市的社会风尚.     

在日本垃圾厂野餐

房东告诫 我就职在国内一家日本独资企业，一年前，和丈夫双双被派往日本大津市这家企业的总部工作。刚到日本时，我的房东太太竹内慧子，就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向我交待垃圾如何分类，什么样的垃圾是回收垃圾，什么样的垃圾是不回收垃圾，什么日子投放什么样的垃圾等等。听得多了，我有点左耳进右耳出，点头答应着，心里却不屑一顾：不就是丢垃圾这...     

市县视窗

银川市试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3月3日,银川市公布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一期试点工作拟投入1815万元,计划在宝湖天下等8个居民小区,宁夏大学城、阅海中学等5所中学,长庆小学等5所小学和5处公共场所推广生活垃圾分类,覆盖居民1.5万户,师生4万名。取得经验后将拓展到20个小区,结合银川实际,逐步建立分类处理体系。根据方案,社区将向居民分发灰、蓝两色家用标准收集桶,灰蓝绿红四色垃圾袋,倡导市民将     

垃圾分类 用科技改变习惯

垃圾该怎么扔?现在很多成都人只需要在小程序上搜索垃圾名称,就能查到正确分类,之后在家自主分装,再将环保袋投放到无人站点。稍等一会儿,就能从微信上获得垃圾的后续去向和收益信息。这一模式出自成都的科技环保企业“奥北科技”。多年来,在创始人汪剑超的带领下,“奥北科技”这一小微创新企业致力于推广无人垃圾分类模式,有着良好的发展环境与前景。不算宽敞的办公区内,除了摆放整齐的奖牌、奖杯,最显眼的就是白底绿字的“招牌”——奥北环保回收袋“aobag”。为数不多的员工,承担着公司在成都等多个城市的垃圾分类业务。     

抵制“垃圾书”

“垃圾”这一称谓，已经习惯于和别的词汇绑在一起，像什么“垃圾商品”、“垃圾广告”、“垃圾短信”、“垃圾邮件”等说法，正在被人们广而用之。近来又闻听“垃圾书”一词。     

社会规范策略对居民垃圾分类的助推效应:一个田野实验

当前我国政府正全力推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手段主要依赖宣传劝导与经济激励。鲜有文献检视行为助推政策对我国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基于浙江省Q市近3600户家庭的田野实验数据，系统评估社会规范策略对垃圾分类行为的效果。该策略利用个体从众心理，旨在通过披露社群中大多数成员对目标行为的遵从与认可，促使受众改善行为。研究发现，社会规范策略显著提高了家庭垃圾分类参与水平，且策略效果在环保偏好或社会资本较弱的人群中更强。该策略不仅具有即时效应，在干预停止后仍发挥持续影响。进一步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社会规范策略相比传统政策手段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研究结果确证了社会规范策略的高效性，深化了对行为助推政策作用机理与适用条件的认识。     

西宁城市垃圾分类的破局及出路

<正>城市垃圾的分类问题一直是困扰西宁城市的一道难题。在西宁城市垃圾分类过程中,仍然出现垃圾随便投放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比较严重。"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进行垃圾分类,实现变废为宝,是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绿色循环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强调,"这既是环境问题,也是重大民生问题,发展下去必然是重大政治问题。"城市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是国家的决策,具体执行则是各个城市的职责。从提出城市垃圾分类及试点,西宁便实施城市     

垃圾分类的领路人

正我叫邱政,是门头沟区西马各庄村一名大学生村官。我要说的是一位老人的故事,一位我们村的大恩人。他靠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的思维方式,才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解决了困扰我们近50年的生活垃圾源头分类问题。他就是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区划处主任冯建国。2005年10月,凭着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冯建国走进了门头沟区的王平镇,走进了王平镇16个自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