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GATS第6条与第16条的关系角度评“美国博彩案”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6条国内监管与第16条市场准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解GATS文本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成员方如何在遵守GATS有关贸易自由化义务的前提下,确保服务业的国内监管自主权。通过分析WTO争端解决机构近来裁决的“美国博彩案”的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作者指出,鉴于服务业的特殊性及成员方在服务贸易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可以通过对第16条市场准入限制进行严格限定的方式,维护成员方对服务业的国内监管自主权。     

电子商务在GATS下的归属——以美国博彩案为例

WTO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美国博彩案的裁决,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对GATS的基本结构和数项重要规定的适用进行了解释。本文通过对美国的具体承诺表中是否包括了通过网络方式提供博彩服务的探讨,指出了通过对消费者主体的进一步细化,可以将电子商务这一技术手段所提供的服务归类为跨境提供模式。     

试论美国赌博案裁决对国际电子商务法的影响

以美国赌博案为基础,考查WTO/GATS规则和承诺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应当定性为跨境提供模式而不是境外消费模式,现有及今后的GATS模式1承诺可以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该案承认了模式内技术中性概念,一项GATS模式1承诺可以涵盖通过所有手段或方式提供的服务,WTO成员应当同等对待通过各种不同手段或方式跨境提供的服务.包括电子商务.本案明确了通过GATS规制和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基本法律框架,必将对国际电子商务及其法律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WTO自由贸易与公共道德第一案--安提瓜诉美国网络赌博服务争端评析

2005年4月,WTO上诉机构对安提瓜和巴布达投诉美国禁止通过因特网提供赌博服务的贸易争端作出审理,裁定美国的禁止措施违反了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承担的有关义务。这起WTO最新的争端解决案例之一,首次涉及主权国家基于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的理由,禁止通过因特网提供赌博服务这一重要而敏感的事项,它将对WTO体制内自由贸易与公共道德之关系等问题的走向以及未来的服务贸易争端产生重要影响。     

GATS第6条中的正当程序与良好管制探析

由于许多服务部门无不具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因此在服务贸易中,国内管制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GATS 第6条致力于规范非歧视性的管制性措施,要求WTO成员方遵守正当程序义务并通过完成第6条第4款的工作计划制定"良好"的管制规则.通过对第6条的结构和价值进行详细分析,指出该条在贸易自由化与管制主权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从“美国赌博和博彩服务案”看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跨协定报复授权

WTO争端解决机构迄今作出的两项有关知识产权跨协定报复授权,都发生在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寻求报复发达国家成员的情况下,争端解决机构采用宽松和灵活的审查标准和解释方法,使知识产权跨协定报复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这一报复方式能在构成对违反WTO协定的发达国家成员的有力威慑的同时,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损害。该方法也可以兼顾对WTO报复机制的不同观点,虽然也有潜在的负面因素,但只要执行得当,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可以预见,争端解决机构未来仍可能会谨慎地授权知识产权跨协定报复。中国作为潜在的报复对象,应考虑应对之策。     

WTO服务贸易中的规制纪律与规制自由——对GATS国内规制问题与发展趋势的透视

国内规制在WTO服务贸易中具有非凡地位。GATS通过第 1 6条、第 1 7条所确定的多边纪律和第 6条对国内规制的一般性规定来约束成员方的规制权力和自由以谋求服务贸易自由化。目前国内规制一般纪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性质与范围、必要性、透明度、等同性与国际标准等方面。WTO关于国内规制纪律的规定通过一定机制对成员方的规制自由具有重要影响     

刑事搜查扣押与私有财产权利保障——美国博伊德案的启示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上,博伊德案是最重要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源头判例之一。博伊德案确立了以财产权为中心的第四修正案分析方法。在博伊德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第四修正案违法行为的实质"不在于破门而入,也不在于翻箱倒柜,而在于侵犯了个人对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以及私人财产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自博伊德案以后,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控方行为是否构成"搜查扣押",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对个人财产构成了"侵害"。对于中国来说,该判例关于财产利益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如果承认拟扣押的"证据"有可能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那么,即使扣押证据承载着追诉犯罪的公共利益,我们依然需要为个人私有财产不受不合理干预设定一个规则或底线。     

平台反垄断的法律标准——美国"运通案"的反思与互联网市场界定

美国"运通案"是近年来美国和全球作出的关于平台反垄断的最重要案件之一.对美国"运通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案件的争议集中在合理规则的适用、双边市场的界定以及反转向规则的竞争效应.美国"运通案"给我们带来若干启示:首先,应注重反垄断中的举证责任与诉讼程序设置,以提高反垄断执法的准确性,降低认知错误成本.其次,平台反垄断应引...     

风险规制时代的授权与裁量——“美国货运协会案”的启示

风险社会中,风险规制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行政裁量权由此进一步扩张。对美国货运协会案的思考可揭示,美国公法上通过司法审查规范行政裁量权的两种传统进路,即审查授权的可理解性与审查裁量的合理性,在功能上可以相互替代,同时也并未排除他种可能;而这些可替代方案的有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对复杂的当代风险规制活动是否具有符合实际的理解。     

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巴克利诉瓦奥案”与竞选开支限制——以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

竞选资金的监管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1976年的“巴克利诉瓦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候选人的竞选开支（接受公共基金的候选人除外）设置限制的法律违反宪法,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基于这一判决,奥巴马在2008年的大选中占据了资金优势。然而,这也使2008年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总统选举。竞选资金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中,金钱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美国社会中的重要话题。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0条与“议定书”的法律关系辨析——理性看待“中国原材料案”裁决

"中国原材料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裁决中国不得援引GATT第20条作为违反"议定书"第11.3条的抗辩,国内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普遍持批评态度和担忧情绪。其实,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关于GATT第20条是否适用"议定书"第11.3条的裁决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条约解释规则。该案有关GATT第20条不适用"议定书"第11.3条的裁决对将来涉"议定书"争端的负面影响不大,因为除极个别承诺外,"议定书"中绝大部分条款都通过纳入的方式可援引GATT第20条。该案中更应深入思考的法律问题是,假设中国有权援引GATT第20条,中国采取的资源出口限制措施为何不被专家组认定为是"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中国宜以该案败诉为契机,采取既符合WTO规则同时又能真正有效保护国内资源的合理措施。     

“公共利益”的作用与局限——对美国不动产征收判例法的观察和思考

美国判例法对不动产征收中的"公共使用"目的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观点,前者要求征收计划中的被征收不动产必须为公众直接使用,后者则许可一切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地方就业的征收行为。二战以来,经由伯尔曼案、米德基夫案和基洛案等著名判例,广义观点已经成为美国法院的主流观点。美国征收判例法的经验可以作为理解我国《物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功能边界和适用限制的参照系。     

GATT第3.8(a)条的解释对WTO框架下政府采购规定的影响——由加拿大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项目案引发的思考

WTO首次解释和适用了GATT第3.8(a)条政府采购例外条款,界定了政府采购的主体、方式、政府目的和非商业目的及其之间的累积性关系。依据GATT第3.8(a)条的解释,可以得出成功援引GATT第17.2条国营贸易企业例外条款的适用条件。GATT第3.8(a)条的解释可以适用于解释GATS第13.1条政府采购例外规定和GPA(2014修订)第2.2(a)条采购规定。不受GATT和GATS非歧视性待遇义务约束的符合GATT第3.8(a)条、GATT第17.2条或GATS第13.1条的政府采购措施可能受到GPA(2014修订)第4.1条和第4.2条非歧视性原则的约束。     

中国诉美国轮胎特保措施案的法律分析——以《入世议定书》第16条为重点

2009年9月,在美国对我国轮胎产品实施特保措施后,我国随即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美起诉。由于《入世议定书》第16条中关于进口迅速增加、实质损害的规定给美方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专家组推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关于进口迅速增加、实质损害结论的可能性较小。基于此,中方应倾全力举证和论述中国轮胎产品不是实质损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方能否说服专家组对一个重要原因措词所隐含的因果关系采取严格的标准,对本案结果至关重要。     

司法判决与社会认知的冲突与弥合 ——对理解"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两种范式冲突的反思

"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二审判决社会争议的核心争点在于如何确定枪支认定的法律标准,基于法教义学立场的肯定和基于法哲学立场的批判截然对立.在法律解释与司法裁判过程中,引入法哲学的视角和解释方法,不但有助于法官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而且这种对法律体系的反思批判反过来会引领法律制度的自我修正与进化,此乃法官表达对法律忠诚的真正智慧方式.法哲学的立场与方法并非外在于法教义学,而是可以嵌入后者之中并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疑罪"应当"从无"吗?——法治与情理视角下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

有"确信"方可定罪,"疑罪"则应从无,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践中,无确信而定罪或明或暗存在,导致疑罪从无原则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的重要原因是情理与法治的冲突,解决的路径在于法治对情理的要求适度让步,对传统的疑罪从无理念进行松动,降低确信成立的条件.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第1款的解释与适用——试析国际法院布雷德案、拉格朗德案、阿维纳案

布雷德案、拉格朗德案、阿维纳案是1998年至2003年国际法院先后审理的三个与违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有关的案件。案件有很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法院认为在这三个案件中美国均违背了其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第1款向有关国家领事的通知义务和告知当事人其根据该公约享有的获得领事帮助的权利的义务,同时法院认为公约赋予个人权利。对当事人的告知义务甚至被认为可能会催生新的米兰达警告。我国执法部门在对外国公民执行逮捕等时应注意遵守公约规定的告知义务,同时我国应重视对海外中国公民在司法程序中的领事帮助。     

公司对外担保与公司章程关系研究——评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

在公司对外担保与公司章程的关系方面，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存在着诸多理解分歧。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原则禁止，明文允许”、“原则允许、明文禁止”的分析框架，进而指出对其的解释应为：公司原则上有权对外担保，不受公司章程的限制；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不得超越章程；公司章程明文禁止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司不具有对外担保的能力，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有程序性规定的，公司应当遵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数额的限额规定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