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贿赂罪的罪名体系及其分类

近几年来,贿赂罪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和特点,司法实践中也不断出现新的课题。我们从反腐倡廉的不同角度对贿赂罪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笔者根据近向年反贿赂斗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拟从法律逻辑这个角度,对贿赂罪的罪名体系及其     

罪名的概括性及其程度的选择

概括性是罪名的基本特征，是认识罪名的一个综合因素。掌握罪名的概括性的核心有助于区分概括性程度的不同，它有利于准确区分不同犯罪和正确设立罪名。设立罪名就是选择其概括性程度的过程，我们要从有利于构建刑法网络，有利于实现刑法功能，立足于基本国情和传统，以及有利于加强刑法研究的角度进行选择，这对我国罪名的个数、字数和类型的合理改进有较大帮助。     

论我国刑法中的加重犯

就加重犯的法律性质而言,其中结果加重犯、包容加重犯、连续加重犯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其它加重犯则不具备独立犯罪构成,只是一种量刑上的概念。在加重犯的分类问题上,应当以其法律性质和法条规定作为双层标准,对加重犯进行分类。在加重犯的罪名问题上,不应当对其单独设置罪名,而应采取罪名暗示的办法。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的历史发展

正确认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自1949年lO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6月的30年间,中国没有颁布刑法.1979年7月1日虽然颁布了刑法,并于1997年进行了修订,但均未实现罪名立法化.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一个单行刑法和6个刑法修正案.为了有利于统一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制定了三个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使刑法罪名解释有了进一步发展.确定罪名应当遵行法定原则等项原则,正确认定罪名还应当注意一罪与数罪等问题.     

浅议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罪名的融合性问题

知识产权是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加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现实的需求,然而在具体罪名的认定中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分别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内部和外部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罪名的融合问题。     

论罪名

刑法学中对罪名问题探讨较少。虽然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罪名已有统一、确定的称谓 ,但罪名的诸多问题仍值得思考。本文论述了罪名设置的原则、并列式罪名与选择式罪名 ,最后指出现行罪名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罪名分布浅析

通过表格的形式对刑法分则各章的罪名数、死刑罪名数、单位犯罪的罪名数等项目共计760个具体罪名进行了列举、统计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违反社会秩序型犯罪较多,实际发生得较少;侵犯财产型犯罪罪名数少,实际发生相对较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型犯罪罪名数较少,实际发生也相对较多。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罪名的规定数量多,分布较广,应逐步限制、减少并废止死刑。     

关于“两高”确定刑法罪名的思考

本文针对“两高”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各自通过的刑法分则罪名，在简略总结了确定罪名的一般原则后，对“两高”确定的罪名的现实及理论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然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两高”确定的罪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期望立法者和司法机关能给予充分的重视，予以修正，以建立与刑法典相协调的科学的罪名体系     

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的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是个难点。文章从对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基础性关系的形式分析入手,综合评析了渎职罪、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等刑法疑难问题错综交叉语境下罪名确定的正反观点,并对相关问题的刑法适用操作原则和具体认定进行了探讨。     

对《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七款含义之探讨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7款规定:"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这一看似非常简单的条文,实则包含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主要以立法及刑法理论为论据,从行为人之刑事责任能力、追诉时效、未经处理、罪名适用等角度对该罪名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着力从公安实践的角度对该条文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之罪名调整——以毒品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为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而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高居不下，这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相抵牾。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迥异，因此，应对刑法典第347条规定的罪名进行分解，实行条文单一、罪名单一化立法，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并不能对制造毒品罪配置死刑。同时，从运输毒品的性质来看，其不应当作为独立的罪名，而应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从而，毒品犯罪的死刑在立法上得以严格而合理的限制。     

留存抑或废除:关于贪污贿赂罪没收财产刑的重新审视

在贪污贿赂罪中,诸多罪名都规定了没收财产刑,然而通过对其他国家刑法典的查阅可以发现大部分国家已经废除了此种刑罚。同时,由于与世界上的主流规定不同,也使得我国在请求外国进行刑事司法协助中面临窘境。这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贪污贿赂罪中没收财产刑的存废问题。而从刑罚存在的正当性、刑法谦抑性、刑罚轻缓化、责任主义原则和追缴犯罪分子海外资产等角度分析,我国贪污贿赂罪中,没收财产刑应当废除。     

论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刑法》对“直接性期货犯罪”罪名的设置，采取了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在相应条文“证券”二字后面加上“期货”二字。学者大多批评这种做法，主张应将期货犯罪罪名从证券犯罪中分离出来。实际上，作为金融犯罪的两种特殊形态，二者在罪名上的“分”与“合”只是立法技术问题，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国刑事审判中法院变更罪名制度探析

法院在案件庭审结束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犯罪事实不一致时,可改变指控罪名,按照自己审理认定的罪名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司法实践中,应通过立法明文规定法院享有变更罪名权,并对其变更程序、时间限制、管理分工作出细化。     

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竞合罪名的梳理

我国刑法总则对犯罪的单复数（即罪数）除数罪并罚外并无明文规定，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罪数问题往往交由罪数理论去解决．所以研究法规竞合对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451个罪名以章为单位，对各章内的竞合罪名进行分析梳理，以便更好地认识刑法分则各罪名．准确打击惩处犯罪行为。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定罪——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具体罪名的确定存在"犯罪行为说"和"罪名说"的争议。从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角度看,现行法律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定罪的有关规定存在缺陷,"犯罪行为说"和"罪名说"均有不足,但以"犯罪行为说"确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定罪的范围和具体的罪名是比较妥当的。对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不应超出刑事立法规定的范围,同时应注意各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     

浅谈目前的贿赂犯罪及对策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罪,并非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紧密联系互相依存的多种犯罪的概括罪名,是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三种罪名的总罪名。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     

法院改变罪名如何运作——兼与提出设置罪名改变通知程序的龙宗智先生讨教

对于法院能否改变罪名的问题学界和实务界争议教很大.龙宗智先生认为因为立法和司法解释已将判决改变罪名的权力明确赋予法院,固而法院改变罪名就不是法院有没有权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具体运作的问题,即是一个程序问,从而建言应设置一个罪名改变通知程序来进行具体运作并进一步论证了其合理和可行性.该程序具体运作由于庭审结构畸变导致法理上的不合理,条件上的不支撑,实践上的不可行,实效上的难如愿.对协商无效后作出无罪判决更为理性.     

罪名确定模式的困境与超越

罪名及罪名确定的合理界定是研究罪名确定模式的理论平台。我国采取以默示型为原则,以明示型为例外的罪名确定模式。为了弥补默示型罪名确定模式的缺陷,＂两高＂通过罪名司法化推动罪名的规范和统一,但是,罪名司法化模式不仅面临理论上的质疑,在实践中也存在罪名滞后、罪名冲突和罪名偏离的困境。罪名立法化的成功转型是回应理论质疑和突围实践困境的利器。     

我国罪名确定模式的困境与超越

罪名及罪名确定的合理界定是研究罪名确定模式预决的理论平台.当今世界范围内存在明示型和默示型两种罪名确定样态,我国采取以默示型为原则,以明示型为例外的罪名确定模式.为了弥补我国默示型罪名确定模式的缺陷,"两高"通过罪名司法化推动罪名的规范和统一,但是,罪名司法化模式不仅面临理论上的质疑,在实践中也存在罪名滞后、罪名冲突和罪名偏离的困境.罪名立法化的成功转型是回应理论质疑和突围实践困境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