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管理模式的改革

论文认为,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对政府角色的具体定位,要实现有限政府的目标模式,需要适时进行政治管理行为模式的调整与改革.即实现:在治国方式上,从政策治国走向制度治国;在权力更新机制上,从选拔制度走向选举制度;在党政关系上,从以党代政走向党政分开;在政府与社会关系上,从“大政府、小社会”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从高度集权、服从中央走向地方分权、基层自治.     

简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政府职能

本文认为 ,“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具有一系列“新质”的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我国政府管理的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1)我国政府必须实现从“全能政府”向“公共政府”转变 ,(2 )要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3)应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文章认为 ,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总原则应当是 :“事关全局”的权力属于中央 ,“因地制宜”的权力属于地方。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模式而言 ,可以从两个层次作不同的考虑 :就经济关系而言 ,应采取“市场关系为主、行政关系为辅”的模式 ;就政治关系而言 ,应采取以“条”的集权为主、“块”上的自治为辅的模式。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俄罗斯外交转身：以欧美为重心

俄罗斯的外交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在独联体地区从重视政治军事影响转向注重经济影响；强调以协商、务实、合作的态度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形成原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我国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始终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攻克的一大难题。建国初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一种横向权力集中于党的系统,纵向权力集中于中央,党内权力集中于领导者个人的权力配置特征。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建国初期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形成受到环境、观念、非正式制度等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同时不能忽略因为路径依赖的影响,这种权力结构对我国今天的政治现代化仍然是一个挑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体制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从权力结构的特点、变化和发展看，可分为四个时期：高度中央集权政治的时期，集权型政治的时期，初级民主政治与集中型政治相结合的时期，比较完善的民主型政治体制。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个时期，即目前实行的是集中型政治。实行这种政治既是社会条件决定的，又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但其弊端还很多。我们必须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纲领和基本目标适时地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为此作者谈了以下几点体会。１．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进一步提高政府能力和政府权威，是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治理腐败是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难点     

改革党的执政领导方式刍议

建国以后我们党形成了党政不分、过度集权、依赖行政权力实行硬性控制的执政领导方式。依赖权力实现领导的观念与过度集权的体制的相互作用 ,不仅成为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而且已经阻滞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平稳发展。改革党的执政领导方式 ,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是明确区分政党与国家政权机构的不同社会职能、不同活动规律 ,建立科学的国家政治体系。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深度和广度。三是根除事实上的“权大于法”的现象 ,切实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政治合法性与改善民生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公众对于政治统治权力的认可与服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的确立,发展重心也由经济建设逐渐转向社会领域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也相应经历了由政绩为重心向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心的转移.改善民生是增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当前,改善民生的思路与对策在于:坚持一个价值取向:注重社会公平；把握一个方向:社会政策的公共性；抓住一个重点:社会体制改革；着力一个突破点:构建民生财政；构筑一个环境:维护社会稳定；锁定一个支点:完善社会管理.     

政治导向型政府管理——1949年至1978年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研究

从1949年至1978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基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我国建立和不断强化的是一种政治导向型政府管理模式.其主要特征为,执政党和政府以政治为本,一切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实现理想社会主义这一政治目标.基于此政治取向,执政党和政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动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作为治国的主要形式,以党政一体化高度集权为体制基础,以强制性管制为主要管理手段,以权力单一中心和权力运行单向度为治理机制,以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表现作为任用和评价官员的主要标准.这种政府管理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基于整体的视角和中长期时段的考察,它却是经济与社会走向衰退的根源.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政府管理模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一国经济的增长或衰退,社会的前进或停滞,关系着国家的强弱盛衰.因此,建构一种良好的政府管理模式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村民自治:中国农民政治参与与基层政治稳定

一、问题的提出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创新 ,是中国农村基层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逻辑产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基层原有的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解体 ,旧有的基层社会的控制机制失效 ,基层政治权力几近于一种真空状态 ,乡村社会的治安、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等无人问津。时代的发展召唤着一种新的乡村社会控制机制。村民自治正是在这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在其初始阶段 ,村民自治仅仅以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为主要内容 ,其后经过十多年发展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策制定的模式分析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策制定的模式既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制定模式,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而是呈现出我国那一时期所独有的一些特征.即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以政治浪漫主义为主;政策制定主体主要是政治领袖和少数政治精英;政策制定权属于中央高度集权;政策制定方式以经验决策为主;政策制定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治领袖的言论.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论公共决策体制的三种模式

在公共决策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权力的来源和构成、公职人员产生的方式和地位、历史文化的特征，三者以不同形式的组合构成不同的公共决策体制。政治精英对决策权力的独占性、对组织地位的垄断性以及专制集权的文化的渗透性，共同构筑成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公共决策体制；公民占据主导地位、通过竞争可以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具有高度的公共精神是自下而上模式的突出特征；当前协商式公共决策体制最真实的写照则是人与入之间通过权力让渡形成契约式的政府组织，并通过代议制进行治理、以委任和有限的竞选占据公共职位、通过政策网络的方式将参与某一政策问题的相关行为者集合一起。并相互影响。     

理顺党政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政治体制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权力配置及其有关的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形成了独特的权限机制。它包括党的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长期以来,第一项权力(党权)与后三项权力之间的权限关系没有处理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使高度集权成为现行政治体制弊病的主要特征。因而,理顺党政关系就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理顺党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政分工”,保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执行机关即各级人民政府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分清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执行机关的职责范     

转轨期政府权力悖论的形成原因

政府主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双重作用,这种双重作用实质上是我国转轨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政府权力悖论。这一政府权力悖论的形成原因如下: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角色矛盾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表现为改革主体与改革客体、公共权力主体与国有产权主体及制度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三组矛盾;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利益冲突是其产生的主观动因,表现为某些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背离及一些政府组织机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是其产生的制度环境,表现为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及中央与地方委托-代理关系错位加剧;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在形成、发展与壮大过程中扭曲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助推了政府权力悖论的强化。     

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府信用缺失的体制原因及其改革路径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恪守并有效履行其法定职责或对公众的承诺而赢得公众的信任。政府信用之本质在于政府恪守职责,以有限的公共权力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用堪忧,政府职能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屡见不鲜。这与政府集权化、政府系统内部权力配置失衡、制约与监督的缺失与低效有着重要关系。转型期政府信用重塑,必须注重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通过建立以制约为主、监督为辅的权力约束机制和完善政府及官员的责任追究机制等来规范权力,从而确保权力为民所用,服务人民。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种模式及启示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有联邦分权模式、单一集权模式、单一分权模式三种典型形式。每种模式都是其社会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产物,都有各自的特点。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我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新起点上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立足全面深化改革新起点,回顾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历程,可以揭示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逻辑:从过分理想化的党政分开思路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党政关系模式,从更为注重经济民主到日益重视和发展多样化的政治民主,从强调更具工具色彩的法制到强调更具超越性与权威性的法治。结合改革形势,认真分析中央相关决策,对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致可做如下研判:改革要秉持现实问题推动的原则,更为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愈益关注执政党自身机构与制度的改革,以选择性集权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性手段。     

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与制度创新

改革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由传统的以行政组织为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优势明显,往往相机采取诸如讨价还价、曲解规则、改头换面和公开抗衡等对策以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而上述博弈行为易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地方保护主义、经济行为短视以及“政治创租”和“抽租”等负面效应。笔者认为要有效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是回归到集权的旧体制下,或者简化为“放权让利”的改革路线,而是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博弈规则,提高双方的博弈水平,力求在满足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达到全局利益均衡。     

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解构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维度

解构主义政治哲学主张要从以国家统治权为中心的现代宏观权力转向多元的微观权力,从以阶级为主体的中心反抗转向多元微观的非中心反抗,从元叙事的现代同一政治转向小叙事的差异政治.解构主义政治哲学主题维度的这些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提供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时也启示我们在实践中如何"讲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