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法律信仰

本文试着阐述了和谐社会与法律信仰两者的内涵,探索了两者的关系,认为法律信仰危机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并针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审视,有针对性的提出建立法律信仰、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     

强制采样的法律规制初探

强制采样作为一种特殊侦查行为,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存在着紧张冲突关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相关国家都以法律形式对其予以规制。本文认为结合我国强制采样的现状,有必要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明确我国的强制采样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法律程序等制度,使强制采样与保障人权达至平衡。     

法律职业者法律信仰的价值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灵魂,当前中国面临着极严重的信仰危机。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离不开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者这一特殊群体,作为沟通法律与民众的中介,其坚定的法律信仰对民众法律信仰树立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法律文化之法律信仰——法治的精神内核

"信仰"本身不是法学上的概念,但是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法律信仰被越来越多的法律实践者甚至法学理论界所推崇。本文通过阐述法律信仰的内涵,法制与法律信仰的关系,强调了培养和提升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分析了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以期更多的人能够自觉的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自觉自愿的服从法律,实现真正的法治,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更是作为一种社会状态而存在。     

法律安定与法律变通之平衡的探析

法官裁判案件过程是一个运用法律和发挥能动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法律安定与法律变通的价值冲突,两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社会生活当中各自体现不同的价值。本文试从哲学和价值视角探析,并对两者平衡提出个人些许见解。     

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现代法律信仰的博弈生存

法律的信仰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课题,通过对法律的信仰的不断探索与玩味,才能使我们从根本上了解我们的法,从而更好地保证法律良性的运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安定。本文对法律的信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希望在公民心中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与追求。     

浅谈信仰与法律

信仰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是法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法律应当被信仰,信仰法律不是信仰法律条文而是信仰法治精神。把法律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认识到其神圣性和终极意义,进而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法律,为权利也为法律的完善而斗争就是信仰法律的最好方式。     

浅谈法律信仰

伯尔曼的法律箴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完美的阐述了法律信仰的应然性和必要性.本文即从此出发分析了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从历史传统和现实中的法律现象两大视角透视我国民众缺乏法律信仰的主要原因,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公民的普法等多个角度,探寻培养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途径和方法.     

法治“困惑”呼唤法律信仰

本文从揭示法治的“困惑”出发,重新认识法律权威,合理界定法律强制力与法律信仰之间的关系,提出弥补对法律信仰的缺失的相关建议,塑造对法律的特殊情感——法律信仰,走出法治的“困惑”。     

法律信仰之探讨

“法律”在现代法治国家被确立为“至上”的地位,为了维持这种地位的永恒,注定它不能仅仅被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来重视,而应形成一种民众的法律信仰。本文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入手,论证了法律作为信仰的历史合理性：并通过研究法律信仰的对象来探讨“法律应如何被信仰？”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从法律信仰到法律权威

本文认为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建立法律的权威,使法律兼具事实性的权威和合法性的权威。     

法律信仰命题的交锋、探源与出路

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曾掀起轰动的大讨论,主要观点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阵营。通过分析法律信仰命题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可以发现,中西方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存在极大差异,中国法律信仰命题其实误读了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命题。中国法律信仰命题争论的可能出路是以"法治信仰"替代"法律信仰"。     

法律的宗教性与法律如何被信仰

本文从法律的宗教性出发,初步探讨了法律如何被信仰这个问题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法律与宗教有着多向度的渊源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基督教的法律脱胎于宗教,带有明显的宗教印记,但在现代社会随着法律与宗教的祛魅化,法律的宗教性逐渐变淡、被人们所忽视,法律信仰危机凸显,面对这种情形,处理好法律与宗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要重视法律的宗教性,重构法律信仰,解决法律信仰危机.     

“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

信仰的要义是主体或信仰者自愿地对某种或某些一直没有或不能得到理性或经验支持的观点、主张、实体深信不疑,视其为至真至善至美以至于奉其为生活的目的和终极意义。信仰属于自为的领域,不能被要求和强制。除非我们仅将法律局限地理解为超验的自然法,否则,实在法由于其无法祛除的工具性、无法克服的缺憾性不可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同时,若“要求”人们信仰它,事实上就否定了人们对国家法律持有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最终导致危害法治的后果。     

法律如何信仰——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与宗教》一书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著作。这本书不仅简要地讨论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联系。一些精彩的语句,简洁且深刻,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法律信仰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入手,从东西方的史实角度出发探讨法律和宗教的关系,进而从理论上对法律如何信仰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论我国公众法律信仰的培育

法律信仰是公民对法律的相信和尊敬,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律信仰缺失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治建设。因此,加强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先分析了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及原因,最后提出了加强我国公众法律信仰的培植的措施。     

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

中国法律信仰论试图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寻求对中国法治精神维度的型塑,这一目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然而,中国法律信仰论者所作的是一种文化移植论式的寻求,并只就法治本身讨论信仰问题,这导致其理论存在巨大的内在悖论:第一,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第二,背后预设的是一种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走向了与法律实证主义的隐性合流;第三,文化虚无主义的背后可能是更为彻底的法律工具主义。要超越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     

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

世纪之交，当全球大部分地方将法律奉为至上准则来处理各类大小事务的同时，中国也理性地选择了走“依法治国”之路。在亚洲、东亚的成功表明，法律和法治在这一地区已不是政府强制推行的规则，而是人们心中深刻的信仰，是一种与商业文明对位的主体精神价值的体现。法律信仰不仅是支持法律和法治事业的精神动力，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基本支持力量。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治是无望的。只有在法律被信仰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种理想的法治状态。本文正是拟从树立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