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几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利弊得失

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在汉代形成的。汉以前，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往往是临时的和随意的，未形成明确的制度。两汉时期实行的是察举制度，又称选举制度。这是一种“乡举里选”产生，经地方长官确认并定期向朝廷荐举人才的制度。所荐举的人才分为三科（三类）：贤良方正、孝廉秀才、博士弟子。这些人才被荐举到朝廷后，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读《七个“为什么”》有感

由总政宣传部编著的《七个“为什么”》一书，集中阐述了当前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逐渐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     

论汉代“官非其人”现象的指摘与纠治

汉代选官制度有显著的历史性进步。察举制"贤良文学"之选兼重德才,又有实习实践的要求,官吏队伍的成分于是得以更新,行政机构也提高了执政效能和管理质量。然而官僚机构仍普遍存在"官非其人"的情形,在这种背景下,对所有官员的监察、考校,对不法官员的举劾、弹治,遂成为逐步确定的制度。"举非其人,并正举主之罪"是运用察举方式选官发生"官非其人"现象的责任追究政策。除了议政者对于"吏职多非其人"情形的直接指摘之外,社会舆论的监督方式也有一定的积极效用。民谣的吏治批判与"月旦评"等官员品评机制的运行,都有值得珍视的历史借鉴意义。     

董仲舒与武帝选官制度改革

科举制正式始于隋代,但开科取士的倡议早在汉初就被董仲舒所提出。《汉书》载,“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秦汉之际,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已难维持,从非卿非禄的市井底层选拔人才而充实官吏队伍成为一大趋势。汉武帝的三次册问都涉及如何选拔与使用天下人才的问题,董仲舒在应对中,主张“德教之官”是干部路线的基本要求。学校作为“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既能为国家聚集贤才,又能垂范风俗,熏陶民人。董仲舒建议武帝兴办太学,延请明师,豢养翘楚,天下才俊垂手可得。他还批评郎官制度“以富訾,未必贤”。经董仲舒提议、武帝推行的察举制度一改周代以来“世卿世禄”的选人办法,突破门族、财富等外在条件的限制,而一律以才学、德行为基本要求,还照顾区域平衡与代表性。汉代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等。而“贤能为上”、“量材授官”、“录德定位”则是董仲舒察举选官思想的三个重要原则。     

古代官吏选拔录用制度琐谈

在中国古代,选拔官吏充实官僚机构,是加强封建国家统治效能和扩大统治基础的重要环节。春秋战国之际,基本是贵族世袭的世卿世禄制,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扩大官僚机构的需要,从汉朝开始才有了正规的官吏选拔录用制度。两汉时期选拔官吏的主要形式是“察举”,就是皇帝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察访所属的基层官吏及士民,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     

五朝廉吏王翰(一)

正①北京皇城"乾清宫",明宣德皇帝正在批阅奏章,大臣杨士奇前来觐见,他向皇帝举荐王翰,称此人为人耿直、为官清廉,是一难得的栋梁人才。②杨士奇的介绍引起皇帝的兴趣,作为刚登基的新帝,宣德急需有才能的人,很快王翰被诏进皇宫,皇帝向其问询治国良策。③王翰认为当朝官吏有罪,不问轻重都能官复原职,当今之日之所以贪污盛行,主要是制度所在。宣德听后,认为言之有理。遂任命他为御史大夫,专门负责监察百官。     

科举——竞争择优的考试选官制度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考试选官制度。它始于隋朝,唐朝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直至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被废除,沿行将近1400年。科举制度与以前的察举、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合理得多。汉代的察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都是推荐选官,而科举制度是以考试选官,体现了公开、竞     

择人勿论亲疏

选人勿论亲疏,包括两层含意:一是亲者不护,仇者不疏;二是以贤能为准,不以亲疏为界,亲者有才大胆起用,疏者不才大胆贬斥,既不故作姿态,也不怕“瓜田李下”。晋人赵武荐举仇人刑伯子任中书令,晋平公感到奇怪,他回说:“私仇不入公门。”后又举荐自己的儿子任中府令,晋平公又奇怪,他复对曰:“外举不     

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法，你GET到了吗？

正"陛下宽心,贫僧举一神,可擒这猴。"古典名著《西游记》中,有这样一个不拘一格举荐的细节。赴蟠桃盛会的观音菩萨得知孙悟空大闹天宫后,向玉皇大帝举荐了二郎真君降伏"妖猴"。举荐,是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之所以说这次不拘一格,是因为二郎真君向来"听调不听宣",     

中国封建社会主要选官制度及其利弊得失述要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有过三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它们共同点是强调“封建地主阶级的德才兼备原则”,然而在实施中都渗透了唯亲、唯财、唯势的东西。本文对这三种选官制度及其利弊得失作一概述。     

试论中国古代用人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古人云：“政以得贤为本”，“为政之本在于任贤”。纵观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可见其任官的试守、保任、储才、回避诸制度的合理内核。借鉴古代用人制度，应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健全人才保障制度，加强对人才举荐的责任追究和监督。     

要大力培养选拔青年人才

人才是企业生存、发展、振兴的脊梁和栋梁。人才举、事业兴,事业要发展,必须大开“才”源。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站在讲政治、讲全局、讲战略的高度,有爱才之心、知才之识、聚才之道、育才之法、用才之章,与整个班子以及各级领导一起,努力构筑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发现举荐机制、考察评价机制、提拔任用机制、竞争激励机制,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环境。     

马铃薯“明星”惠文举

“了不起啊．惠文举获了国家农业部的大奖了．还获得3万元的发展奖励基金哩!”平坦村的乡亲们兴奋地奔走相告。惠文举,乐都县中岭乡平坦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近年来，随着乐都县确立马铃薯大县目标．实施“扩薯、抓菜”的战略，作为山区农业科技推广示范户的惠文举逐渐成长起来。乡亲们跟着他种洋芋。走出了一条发家致富的新路子．如今的惠文举成了名扬全县的种植马铃薯“明星”。     

略论举荐责任制

反腐,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大批腐败分子被揭露出来,并相继受到了惩处.腐败分子被惩处,固然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是惩处之余,是否也应对这些腐败分子的举荐者、提携者追究一下责任呢?笔者认为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是极有现实意义的.一.建立举荐责任制的必要性举荐责任制就是对举荐他人就任高职或要职的领导干部,在被举荐人出现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时,举荐人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制度.在当前,建立举荐责任制,起码有如下几方面的必要性.     

帝师刘崐的湖湘情缘

正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有一系列用"学士"命名的地方,比如学士村、学士收费站、学士路、学士桥。这样的命名与晚清的一个历史人物有关,他就是刘崐,人称"刘学士"。刘崐六世孙刘红告诉记者,那个村原来叫郭思村,因为刘崐去世后,灵柩在那里多停留了一天,很多人从含浦和坪塘过来祭拜,说是去"看学士",从此郭思村就改为了学士村。刘崐出生于1808年,是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人,他与李鸿藻、翁同龢都曾担任过同治皇帝的老师,堪称一代帝师。刘崐还担任过多项重要职务,如内阁学士兼礼部     

古代选人制度的启示

选贤任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一个千古难题。中国古代选人制度在汉代以后,相继出现了两大基本制度:察举制与科举制。考察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内在规律,总结其得失,可为今天推进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供一些借鉴。     

“希望工程”与“争当皇帝”

有两则新闻让我思绪万千。一是兴国县高兴乡高兴村一位年逾古稀的优抚对象,将两个月的优抚金捐给了“希望工程”。二是西安最新推出的“请你当皇帝”的旅游项目,“首任皇帝竞价”,西安某公司总经理以68888元公款力挫群雄,当了“开国皇帝”。     

蒋经国接班的“民主程序”

1971年底，蒋介石决定将儿子蒋经国接班之事列入议事日程。蒋介石首先召见了总政战部副主任王升上将，告诉他说，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还有千余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实质上是蒋介石策划的）。他还指示王升去找台湾省议会议长谢东闵写一封举荐信给党中央，使大家都感到蒋经国当“院长”是人心所向。王升找人以谢东闵的名义草拟了一封举荐信，谢让他的秘书抄了一遍，盖上自己的印章。     

可贵的探索

最近,关心首都建设的人们都会注意这样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北京公开选拔副局级干部。选拔自2月初始,名额多达57名,“报名采取组织推荐、群众举荐、个人自荐三种形式”。据介绍,“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报名,报考者均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市委、市政府没有内定人选”。被选拔上的同志,将走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部分委、办、厅、室的副职和部分局、总公司、企事业举位的行政副职领导岗位”。在北京的用人史上,这是     

试论阳明学士人对杨慈湖“不起意”之说的评析——以王畿与黄绾、季本的争论为中心

“不起意”是宋儒杨简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命题。这一命题在明代经历了一个由沉寂到热闹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与阳明学士人的大力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阳明学士人所宣扬、评析的“不起意”之说并非全然符合慈湖意旨的“旧时味道”，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学术宗旨对“不起意”之说进行理论改造，并重新赋予其思想价值。如王畿、季本与黄绾分别借助对“不起意”的认同或批判，凸显其先天正心之学、龙惕之学及艮止之学。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过程一方面呼应着思想发展的内部逻辑，另一方也反映着明代中晚期思想界特殊的时代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