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执行当事人适格制度述评及启示

台湾执行当事人适格“法律制度”设置较为完备，卡甘关规定比较具体、明确，不仅规范了执行当事人适格的具体范围，而且设置了由此引发的争议的解决机制。客观地评价台湾执行当事人适格制度，分析其利弊得失，将为祖国大陆地区执行当事人变更和追加制度的完善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     

环境污染诉讼案环保非政府组织当事人适格评析

经济高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逐渐凸显出环境的日益恶化。不特定多数人共同的环境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不容忽视且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从法学视角关注环境污染,其特点往往体现出涉及众多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当众多环境污染受害者将纷争引入司法领域,试图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受传统的当事人理论的限制,环境污染纠纷案件往往难以得到高效、合理的解决,难以实现法律所欲达到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反思既有的理论和制度,采取务实的态度放宽原告资格,当下确认环保非政府组织等为适格当事人,以充分保护环境污染受害者弱势群体的利益,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劳动合同主体不适格的法律处理

劳动合同主体不适格的情况复杂多样,不可一概而论,亦不能采取同一处理方式。应当区别劳动者不适格、用人单位不适格以及各自内部的具体情况,作出劳动合同无效、可撤销或者终止的多种处理,才能既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又不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     

简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构成要件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问题是长期困扰行政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难题。以分层的构成要件来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是一条可行且符合立法本意的路径。在立案阶段,行政诉讼被告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即应登记立案。到了审理阶段,行政诉讼被告不仅应当具备形式要件,还应当具备主体要件和行为要件,才是适格的被告。     

论我国协议离婚制度的完善

协议离婚在实质与形式要件的法律规定及效力认定方面存在缺陷。完善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一是增加“真实”二字,即“当事人真实自愿离婚的,给予离婚。”二是须以别居1年为协议离婚的限制性条件。完善协议离婚的形式要件,须建立登记离婚公告制;增设协议离婚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规定。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中利益要件之检讨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构成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理论争议最大、实践认定最为复杂的事实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写进刑法后,对该要件的种种性质认定,或在理论上难以自洽,或难以适应实践的要求。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利益要件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来看,没有必要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司法实践中,对某些行为的有罪认定,实际上已突破了利益要件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是预防和惩治犯罪的需要。取消利益要件,并不会扩大打击面,混淆非罪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     

公益诉讼的瓶颈问题分析——论对传统原告适格理论的突破

原告适格理论是制约公益诉讼发展的瓶颈问题,由于诉讼法曾经有过的从属于实体法的地位,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体法上的当事人才被作为诉讼当事人,传统的原告适格理论也就将诉讼原告界定为与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但随着公益侵权案件的增多,传统原告适格理论日益凸显出对公共利益保护的无力,已经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于是,认为只有自己合法利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本文在质疑传统原告适格理论的同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为保护公共利益应突破传统原告适格理论的羁绊。     

交通肇事逃逸及其认定

交通肇事逃逸有其特定的法律内涵,应具备认知、行为、目的三个构成要件.交通肇事逃逸不应限于从交通事故现场逃离,在交通事故当事人被公安机关控制之前,无论当事人是否从交通事故现场逃离,均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对交通事故当事人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而驶离等疑难情形,应依据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要件和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析认定.     

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当事人资格的比较法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世界各国公司法所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和保护公司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确定适格的诉讼当事人，是进行股东派生诉讼的前提，当事人法律地位的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     

论诉讼要件的审查与判断——基于诉讼要件的特殊性

诉讼要件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判断是否认可当事人权利主张时必须具备的事项。诉讼要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各诉讼要件的审理次序、调查方式等问题的重要性。对于上述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皆未作规定。可对大陆法系等国的相关立法、实务经验等作比较法之考察,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诉讼要件的不同功能,即可得出上述问题的妥当回答;而可否不顾诉讼要件是否具备而径行判决以及诉讼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亦可明了。     

论当事人的程序平等权

文章论述了当事人程序平等权的内涵、程序意义,并从平等地接近法院、人道的程序保障、平等的主体利益及相当的诉讼能力等方面论述了对当事人程序平等权的保护。     

职业资格证书设置制度的法理分析——以《行政许可法》为视角

我国当前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职业资格证书设置制度在设置的范围、设置的标准、设置过程中的程序要求等方面有待完善。立法机构有必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遵循行政许可法定的原则，运用事前的论证机制、事后的定期评价机制，逐步完善职业资格证书设置制度，从而充分发挥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积极功能。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设定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由于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在诉讼中由谁来提起诉讼则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而言,考虑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结合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应赋予我国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具有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探析

环境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众环境权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对于保护环境公益,推动行政权法制化有重要意义。构建原告资格及制定相应的制度,赋予公民、社会团体、检察院提起环境行政诉讼的权利,是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内容。     

解读英国2005年《意思能力法案》

以往对于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多见于民法总论中,并常与未成年人监护在一起,规定较为粗糙。英国2005年《意思能力法案》主要针对成年人监护中的监护人主体资格,监护人权限范围,监护人的产生方式,被监护人资格,监护程序,保护法院和公共监护人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通过介绍《意思能力法案》,比较我国相关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其先进制度,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有利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     

Human Rights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eople-Based Thinking

The time-honored traditional Chinese minben(people-based) thinking has rich implications for human rights. The concepts of min and minben are much in line with their contemporary counterparts of "human" and "people orientation". Upholding the belief of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states", minben advocates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people, and requires leaders to implement "people-oriented" policies. Its encapsu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basic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enabled it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civil rights in ancient China. Its subli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s had,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论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宪法与公民的权利密切相关,我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并且通过不同的方式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体制的完善程度不但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象征着法制的完善程度,而我国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内容严重滞后,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建立科学的权利保障体系。     

冲突与平衡:诱惑侦查与公民权利的保障——以新刑诉法修正案基本原则之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依据

由于诱惑侦查需要采取暗示或诱导等手段,使侦查对象陷入一定的错误认识从而实施犯罪行为,所以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一方面是行之有效的侦查措施,另一方面是侵害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诱惑侦查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必须要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层面的规制,最大程度上减小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确保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达到打击犯罪的效果。     

警察权力行使中的隐私权保护研究

2011年发生的“高速不雅照”事件,引起了舆论关于“电子眼”与个体隐私保护的争论。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诸如非法窥视、监听、披露私人活动,非法收集、使用、公开私人信息,非法搜查、监视、监控私人空间等现象非常普遍,但人们更多关注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财产所有权等基本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自主意识的增强和国家公权力的扩张,制约和防范国家公权力以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法治价值。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于2005年启动了立法程序,这种通过从政府掌握的私人信息的保护入手是一种重点突破的做法,立法内容的重点应该放在对政府机关的规制上。     

“多次违法行为”入罪之思考——以多次非法行医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应当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将多次行政处罚后再实施违法的行为纳入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说作为罪量要素的定罪模式是合理的,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但为了防止刑事制裁范围的肆意扩大,应从违法主体、违法程序及违法次数上对"非法行医被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入罪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实现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