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组织模式变革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作为人类集体行动基本形式的组织,也正处在变革之中。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危机事件的频发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正以恐怖主义这一典型的"非典型"反人类罪行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类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不同于传统的非常规问题,必须以新的组织形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从实践中也确实看到,官僚制组织正在失去既往的魅力,显得行动迟缓,不能适应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构想了一种全新的人类集体行动模式——合作制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将以其灵活性而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出优势。     

从个人的产生到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个人主义话语催生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个人,并在个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工业社会,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行为取向和竞争文化。但是,它却在20世纪后期将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境地。全球化、后工业化将是对个人主义话语的根本扬弃,所要确立起的是人的共生共在理念。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将以"他在性"取代自我中心主义取向,人的集体行动形式也将是合作行动,而合作制组织就是行动者。全球化、后工业化向我们展示出的是合作行动的必要性,一种新型的合作文化必将取代竞争文化而对人的共生共在提供支持。在合作行动中,"他在性"取向将把行动者形塑成道德化的存在物,合作而不是竞争的文化将为人的共生共在提供切实保障,使人的共生共在获得现实性。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对当前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对社会道德建设与学校道德教育具有深刻而独到的价值意蕴。作为一种统摄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形式,现代性对学校组织形式的良性构建,以及现代社会境遇下个体民主、自由、理性等价值观的生成,发挥着制度变革与价值培塑的积极作用。其基本的价值意蕴在于:学校道德教育应在目的观上凸显个体道德生成的价值内涵;在实践运行中注重"脱域"环境下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构、注重个体的道德内化、注重民主对话及学生的道德反思、注重学生积极乐观道德理想的引导。     

集体行动的多元逻辑:情绪、理性、身份与承认

根据现代西方的发展历程,民主政治的历史情境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具体形式,文化心理、个体理性、权力结构和身份认同,均为建构集体行动逻辑的社会内涵提供了支点,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对应于多元的集体行动形态.集体行动的非理性逻辑、理性逻辑、身份逻辑和承认逻辑,各自凝练了集体行动的局部内容.现代民主的过程表现为选举政治、集团政治和抗议政治的复合体系,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均可在政治过程的中心或边缘领域发挥作用,其内在的结构性平衡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动态发展.     

对奥尔森集体行动分析范式的再视与反思

集体行动理论是奥尔森研究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所一贯使用的基础理论工具。奥尔森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出发,运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集体行动的困难,从而创建了独具特色的集体行动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该范式简单扼要但解释力广泛,尤其对于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重大影响和借鉴价值。当然,该理论也有其运用的限度,在其所采用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所考虑的变量和对博弈过程的分析等方面,集体行动理论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规则、权力与行动:韦伯经典科层制模型的三大假设及其内在张力

从韦伯构建社会理论的内在逻辑规则-权力-行动的分析框架上来看,其所设计的以高效率运行为目标的经典科层制模型蕴含着三大基本假设:即完全理性假设、一元制权力支配假设和中立人行动假设。无论从科层制模型的内在逻辑上来分析,还是从哥伦比亚学派和法国组织社会学学派翔实的实证研究上来探讨,科层制理论所蕴含的基本假设内含着三大张力:(1)理性规则的刚性与行动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2)正式权力的僵化性与行动的策略性之间的张力;(3)单一行动与多元行动之间的张力。这三大张力在现实的科层组织运行中形成了三大削平机制,实现了科层组织的动态平衡与持续发展,从而一方面祛除了科层制理性神话之魅,一方面破灭了极端批判者科层制消亡论的谶言。中国作为官僚制的故乡,西方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我们认识、理解并发展中国式科层制模式提供了基础与参照。     

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何以发生——对1189起群体性事件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1189个群体性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程度与其暴力程度高度相关,但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程度与其暴力程度之间是反比关系,暴力化的群体性事件更容易发生在低组织程度状态下。实际上,有组织的表达活动更容易强化行动风险、责任及其坐实的认知与评估机制,这有助于集体行动的自我约束。如果被抗议者和政府能够理性回应民众的抗议行动,民众有组织的表达和抗议活动就更趋于和平、理性和有序。就此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在于民众的组织化而非碎片化。因此,应当深入反思和科学评估新时代民众集体行动组织化与其暴力性的关系,调整相关法律和政策。     

法治运作吸纳道德因素的技术进路

伦理价值是从法律制度与道德习俗两种社会规范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无论是以优良的法律改造低劣的道德习俗,还是用善良的道德批判拙劣的法律制度,都需要通过对伦理价值体系具体内容的辨析,来确定评价法律制度或道德习俗质量的理性标准。法律的确定性能够为公众提供稳定的预期,法律的权威性取决于支持法律实施的正当理由,法律的实效性是法律获得公众认同的直观表现。法治能够为个体的道德选择自由提供结构性前提。在法治运作的程序化实践中,通过论辩交涉、逻辑推理,可以发挥兴利除弊的社会作用,从而为个体道德自省提供有力的引导。     

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第四种思维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如何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改进,是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对此,本文摒弃了非政府即市场或一概否定二者的极端的思维方式,着重论述当前学术界流行的“维持政府、私营企业和市民社会三个支柱间的力量平衡,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思路,并力图实现该思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从而有效地应对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复杂性集体行动：生成、框架与经验——基于都江堰灌区的全景式案例分析

集体行动是诠释多样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与个体、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互动过程的显题,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正在由简单走向复杂,立足中国本土的案例研究与理论转化十分必要。灌区公共事物治理活动自古至今持续存在,本研究基于灌区这一特定集体行动场域,论证了复杂性集体行动的概念生成与内涵特征,以纵贯近2280年的都江堰特大型灌区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历史分析和案例归纳的全景式质性分析。基于灌区历史分析和集体本体论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复杂性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以长时域跨度视角总结了都江堰灌区集体行动的历史经验。作为对解释框架的验证性讨论,锁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灌区集体行动舞台中的关键组织化因素并进行案例经验归纳。分析发现,作为一种独特的集体行动模式,政党嵌入与集体行动能力生成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灌区集体行动经验,是从人民性的行动价值、组织领导力的行动者特质、双向嵌入与适应性制度化的行动者互动、多元的行动者组织方式以及集体行动能力的生成五个方面共同作用实现的。都江堰灌区复杂性集体行动经验丰富了政党嵌入集体行动模式的理论内涵,为其他领域公共事物治理提供了宝贵理论与实践支撑。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 ,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 ,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 ,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 ,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论政府从官僚制向合作制的转变

20世纪后期以来,对官僚制的批评此起彼伏,然而,用什么来替代官僚制?一直没有作出成功的探索。其实,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生产和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造就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但当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再适应这样一个个性化时代的要求,致使对它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背景下,人类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是合作制组织。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迹象都表现出了对合作制组织的渴求。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当前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研究：集体行动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等转型引发诸多冲突性、抗争性的利益博弈型集体行动。将这类集体行动放到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博弈中考察，可以发现此类集体行动的治理取决于居于领导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发整合社会的功能，特别是发挥党在价值、组织和制度等方面治理集体行动的能力，建构治理集体行动、整合社会的政党逻辑。     

再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根本与核心,其表现形态有：引导青年理性认知思想政治道德知识;培养青年深厚的政治情感与道德情感;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青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些表现形态彼此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从《婚姻法》的修改审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辅相成的,在社会生活的规范、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婚姻法》的修改中所表现出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兼容入手,对法律与道德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和作用进行了重新思考,法律不是万能的,理想状态应是法律与道德的兼容统一。     

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社会治理活动是人类一切行为体系中最为典型的集体行动 ,它必然会在行动中突出甚至公开宣示自己的价值。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秩序价值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公平和效率价值 ,公共管理则把服务价值放在了核心地位。服务价值属于伦理价值 ,是包含着科学内容的伦理价值。     

关于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理论思考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课题。当前统一战线面临六个方面的多样性，即社会思潮的多样性、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社会阶层的多样性、沟通方式的多样性、社会利益的多样性。新形势下，要更加理性地把握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要促进愿景认同、价值认同、制度认同、社会责任认同．更好实现一致性目标：要加强理性表达、遵纪守法、网络空间、社会组织发展四方面的引导，实现“多样性”良性发展。统一战线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在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中更有作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论社会赏罚对道德选择的导向作用

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赏罚对人们的道德选择发挥着导向作用.社会赏罚通过一定的社会心理机制和利益杠杆实现对人们道德选择的引导.道德选择的困难,是由于人们经常处于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之中.这种困境有四种表现形态.社会赏罚对人们道德选择的引导有属于"硬约束"手段的直接引导,也有通过社会舆论、风尚习俗、榜样典型等"软约束"手段的间接引导.这种导向作用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社会赏罚方向与时代所需的道德价值的吻合或偏离往往导致两种不同的引导方向.     

WTO基本原则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相关比较

ＷＴＯ规则主要是行政法规则。虽然从它们的制定主体来看 ,与国内行政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以国家① 为成员的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 ,当然有关ＷＴＯ规则或协议的成立均离不开国家的意志 (实际上是各成员的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产物 ,但一成员国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 ,调整的对象限于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国际组织或其他独立关税的地区 ;后者是由国家为制定主体并以国家的名义颁布的规范 ,是一个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它融合了国内的各集团利益的意志 ,调整的对象是国内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我国对法律规范的分类 ,ＷＴＯ规则主要表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