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看古代中国社会的犯罪

从水浒故事这一特殊的侧面作探讨 ,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社会有杀人、抢劫、盗窃、奸淫、渎职、谋反等形形色色的犯罪 ,这些犯罪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以及地域原因。对于犯罪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有系统的预防方式和控制方式 ,百姓也有一定的防备措施。犯罪者有自己的犯罪文化 ,社会各阶层对于犯罪各有自己的文化态度 ,而统治者惩治犯罪也有特殊的文化内容。     

戊戌变法反思

一百一十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收场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给中国社会的发展、也给清王朝统治者本身带来巨大损失。这次堪称悲壮的变法运动,值得后人长久地深刻反思。     

论老子的战争理念

老子的军事哲学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老子以后的兵家从老子思想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古代兵学文化。老子的战争理念带有和平主义的理想化特征,寄希望于统治者加强个人修养,少私寡欲、实行无为、守柔、谦下来消除战争的根源,使百姓安居乐业,实现社会的和谐。     

论老子的战争理念

老子的军事哲学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老子以后的兵家从老子思想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古代兵学文化.老子的战争理念带有和平主义的理想化特征,寄希望于统治者加强个人修养,少私寡欲、实行无为、守柔、谦下来消除战争的根源,使百姓安居乐业,实现社会的和谐.     

先秦救灾思想概略

先秦救灾思想概略阎应福（山西财经学院）自古以来，自然灾害一直是危及人类生存的一大社会问题，人们同自然灾害的搏斗也从未停息。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我们祖先为了谋求生存，用巨大的生命代价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防灾、抗灾和救灾经验；同时，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     

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

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华东师大教授王家范中国历史上最早讨论农民沦为流民的，恐怕要算是西汉初的晁错。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则已经把它看作安危所系的重大社会问题。循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读去，那种大祸临头的惊恐给人印象至深。统治者为了防止社会灾变，惶惶然穷于商酌对...     

中国古代“抑商”政策考辨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政策。“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其背后的动因并非如有论者所谓的是出于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的偏见或好恶,而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抑商”也并不意味着对商人和商业不加区分地绝对排斥和打击——它针对的对象是“私商”,对“官商”,统治者不仅不“抑”,反而予以保护和扶持。为了保证专制王权能够始终有效地控制商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而且富有弹性的商业统治策略。     

论村民自治

一地方自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在发达国家多已成为习惯,而在中国却迟迟不能落地生根。中国有几千年君主专政的历史,“大一统“是主导思想。知识分子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老百姓盼望的是“真龙天子“和清官,谁都没有想到自己管理自己,也没有想到中央与地方分权。直到1898年,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才在湘南倡导地方自治,但只是昙花一现,即被摧残。以后,革命者嫌它迂阔,统治者嫌它碍手碍脚,都把地方自治撇在一边。有时统治者也想利用     

从“圣王之道”看中国古代统治者合法性的伦理特质

中国古代社会对"圣王之道"的追寻是建构于对统治者伦理特质的一系列要求之上的,其中涉及的人格、心性、道德和理性等特征,对于现代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古代关于外国人犯罪的立法及实践

中国古代对于外国人犯罪的法律惩处逐步予以确立和完善,古代涉外司法案件与边疆稳定、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为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历代王朝既注意坚持司法主权,也采取因俗而治的变通办法。涉外司法案件中体现的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也对近世中外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工具主义道德观及其实践困境——中国传统教化体系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道德教化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做到很好,但是,道德教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毕竟是适应的。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改变,传统中国的道德教化体系无法与近代文明对接。如何走出传统德治教化的窠臼,恰当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工具主义道德观及其实践困境——中国传统教化体系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道德教化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做到很好,但是,道德教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毕竟是适应的.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改变,传统中国的道德教化体系无法与近代文明对接.如何走出传统德治教化的窠臼,恰当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落马高官异地审判历史借鉴

传统法律制度中的高官犯罪异地审判中国古代,君主为树立皇权的权威,维护社会的稳定,重视对贪污腐败问题的惩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基本法典的编撰,并以此作为法制治理的基础。司法制度的形成也奠基于法典规范之上。高官犯罪异地审判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随之呈现出一个基于法典规范的,由粗糙、概括到细致、完备的过程。汉代已经开始在司法制度中,将对官员的司法审判权掌控在中央而非地方上,形成了高官犯罪异地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籍没”刑

＂籍没＂刑的内容是将犯人全部财产没收为官府所有,在中国古代刑法中是一种没有列入正式刑名却又实际作为附加刑使用的重刑手段。在不讲究刑罚人道和罪责自负的时代,统治者基于剥夺财产可以增大刑罚恐怖效果的理由,大肆运用＂籍没＂刑,反映了野蛮的报复刑观念。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一个向国际社会控诉日本侵华暴行的“日本暴行见证团”前些时到达了纽约。 当那些昧着良心的政客,想掩饰侵华罪行的同时,却有曾任日本军医的小川武满挺身而出,他要向国际社会作证,日军当年怎么残害中国人。 在抵达纽约的欢迎会上,“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同学会”的会长向厚禄,看到84岁的小川武满,竟然忍不住地哭了。     

在"照顾"的历史表象背后——中国古代法律"照顾"女性的内在原因剖析

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常常会在律令法典和司法实践中发现某些对女性减轻处罚或宽松优待的规定和做法,有人将这种对女性的"照顾"完全归因于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实行的"仁政"和"矜恤"政策,甚至认为这是法律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权益的特殊保护。本文试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法律中对女性的种种"照顾"进行全面的审视和甄别,以挖掘法律规定表象背后隐藏着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在原因。其实这些"照顾"不仅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更反映了女性在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人口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她们在家族中的从属地位。     

从清朝的覆亡看执政风险的化解

晚清朝野在变革中集聚的各种社会风险无疑给处在类似困境中的执政党提供了镜鉴;而王朝统治者威权的流失及至最终覆亡的惨痛教训也给执政党以警示。中共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稳步推动文化、社会、政治的改革并着力加强党的建设,才能化解执政风险,确保执政安全。     

传统治吏经验在现代廉政法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北大核心SSCI

传统中国在官吏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治吏经验。长期的政治实践使得统治者充分地认识到建构完善监察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传统中国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约束制衡机制,不断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并日趋完善。这些经验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如果祛除价值,仅从技术层面分析,这些治吏实践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反腐实践是失败的,其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发挥作用,在于反腐仅仅停留在官僚阶层内部,不能向社会公开,不能让民众有效参与。中国古代腐败频发且难以根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无法正确划分公私界限,在恩报的影响下,当在私人领域发生馈赠而需以公共资源加以回报时,制度便会异化,腐败便随之发生。面对古代廉政经验,我们要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持一种谨慎的立场,既不能全盘接收,也不能全部否定,而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进行抽象继承,具体批判,局部继承,总体批判,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吸收一切文明中的有益成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干部管理、监督的科学化。摒弃古代廉政经验中人治的内涵,克服局限性,与此同时赋予其新的价值,使之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进而为当下中国的廉政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资源。     

北京历史上的蝗灾及应对

蝗虫来临,往往遮天蔽日,食草木,吞稼禾,以致颗粒无收,饥荒加剧,人口锐减,甚至引发社会大动乱。因此,蝗灾和治蝗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对象。蝗灾是我国古代最严重的生物灾害,也是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害"。蝗虫来临,往往遮天蔽日,食草木,吞稼禾,以致颗粒无收,饥荒加剧,人口锐减,甚至引发社会大动乱。因此,蝗灾和治蝗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对象。     

唐太宗求谏纳谏十法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他在位的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封建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人口明显增长,社会生活比较稳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名的“盛世”,因此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形成,显然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常以“亡隋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