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成文法律形成的社会基础

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相比，中国成文法律的出现至少晚了1500 年，这是比较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形态的不同，而要搞清中国成文法形成的原因，关键在于真正理解西周到战国时期社会变化的性质。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国家”中，社会的基本组织是以“户”为单位的“核心家庭”；而成文法律即以这样的自由民为对象，是“城市国家”建立和维持其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基于青铜器铭文的最新研究表明西周是一个“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其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则是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地，并对其成员承担着法律责任的“宗族”。因此，西周时期并没有形成成文法律的需要或条件。但是，公元前771 年西周灭亡，中国古代社会在列国战争中从“邑制国家”逐渐向“领土国家”转变。特别是作为“领土国家”一级行政组织的“县”的出现，为“核心家庭”的发展提供了机体，也使国家第一次与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发生了直接关系。对“县”里的自由农民以及城市中出现的大量平民管理之需要，促使成文法在中国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应运而生。换言之，在美索不达米亚成文法律是古代“城市国家”的必需，而在中国它是古代“邑制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过程的产物。     

论经济体制转轨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存在，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社会前提。政治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它的建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当前正在实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只有矫正被扭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市民社会，才能进一步消除转轨道路上的障碍，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换取转轨的顺利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最终将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重商主义与商法的情怀

重商主义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前的一种政治经济思想理论和政策体系。16～18世“是重商主义的全盛时期，它的核心思想是千方百计发展贸易，使国家变富变强，它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国家鼓励发展贸易、航运、殖民三大主题，获取金银以增加国家财富，它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全由民族国家所促成。重商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取得很好的成效，其发展封近代商法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当代公共经济学理论的建立，有人认为现代社会已进入新的重商主义时代，并认为“重商主义仍活着”。     

国际法上国家及政府承认的依据——国家利益

国际法上有关新国家、新政府的承认制度，是建立在既存国家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一个既存国家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量，在一个新国家、新政府出现的时候，或是予以承认，或是予以否认。可以说，国家利益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宪法实施与宪法治理理模式的转型——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

30年前，全园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1982年宪法（以下简称82宪法）。30年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82宪法成为国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础，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目标，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退步。如何评价30年来宪法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治理具有什么样的内在机制？     

嬗变中的家庭权力及其当代价值 ——家庭法基础的历史考察

家庭与国家一直在相互流动的机制中分享社会权力、建构社会秩序。建国后国家权力强行介入传统家庭宰治的领域，传统家庭解构。转型社会中自国家回流的社会权力因无处依附而散逸。不应将家庭法简单认定为私法，应尊重社会现实，重视家庭在联结个人与国家关系中所起到的中间组织的作用，尤其是伦理教化功能，重塑现代化的家庭和家庭法。     

论人权责任主体的多元化

传统意义上，人权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国家，人权理念的最初立意就是预防公权力对公民个人和公民社会的侵犯。然而，随着人权责任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加之国家能力与权利诉求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在全球化、民营化与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人权责任的承担主体也正在迈向多元化，企业人权责任和社会组织人权责任均须加以强调。绝对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人权义务理论中或已难以为继，应当在并不降低、甚至加强国家责任的同时，将市场与社会的其他主体也纳入关注视野，正视其所应承担的人权责任。     

构建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及其民法领域的发展——兼评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在其著作《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与国家进行了学理分野,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认为国家是目的而非手段,市民社会的不自足性需要理性的国家进行补救,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其实质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政权服务的。在当前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中,在认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仍然是理论上的源泉。在这一思潮中,中国大陆等地区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学理架构设想。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其领域必将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扩大,以适应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需求。     

曹全来：司法改革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

在现代社会，司法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正义的重要领域，司法权被认为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同等重要的国家权力。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但司法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社会试行行政兼理司法，司法不独立，     

经济法的公法性--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理论为视角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又是指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其中主要是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二者的分离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国家终将统一于市民社会。经济法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融合在法律上的一种反映,经济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表现出很强的公法性。     

政党守法认识论探析

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行使着相当一部分的国家政治权力，左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政党政治于民主政治而言，不只是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正因为此，政党要守法。政党守法是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政党守法既要明确政党守法的范畴，叉要明确政党守法的前提条件。     

蒙牛“诽谤门”事件的伦理思考

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法律是一个极限或者底线，任何人都不能突破这一极限。就社会层面而言，如果人们都突破法律的极限，整个社会就会失序。事实上，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要发展，仅有法律约束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道德标准来约束。做企业如同做人，不但应该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同时也应该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     

和谐视野下的司法公正问题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浩瀚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人类永恒期盼和追求的理想世界。这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而司法是其中一个极富实践性的基本环节，是社会和谐链的重要一环，是构建和谐社会层面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板块。司法是连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主要桥梁，是对国家法律制度是否完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检验．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本手段。稳定、发展、文明和进步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准，公平与正义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基础，任何的社会动乱都来自于社会的不公和失衡。因此，司法机关作为我国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落脚点就是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追求司法公正，为实现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提供可靠的司法保障。     

福利国家的回顾与展望——政治光谱学的研究路径

长期以来，作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现象，福利国家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一直被视为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一个本质特征。近些年来，这些制度和相关政策也引起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尤其是福利国家在应时市场经济失灵、干预经济过程、消除贫富分化以及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作用，时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来说，具有许多可借鉴的东西。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

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     

第一讲 现代国外财政法律制度的综述和展望

<正> 财政法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律部门,它是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再向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化中,财政法律也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在现代社会中,财政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财政法律与宪法、行政法、金融法等外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与预算法、税法、成本法、     

宪法基本假设的探析

宪法应有基本假设。宪法的基本假设应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互动发展中寻找。宪法的基本假设是市民社会是理性社会;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工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适用自然法则。宪法的基本假设奠定了宪法运行和宪法理论的基础。     

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

市民社会既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在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推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国家与社会:权力控制的法理学思考

由于社会与国家的二重性，人类不得不面对既需要权力又怀疑权力的二难困境。法律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最高调整系统，运用法律维护市民社会的自律、自治与独立，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和程序，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整合，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问题。     

经济法的利益观

受到以主客观分离与对立为出发点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 ,在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也形成了以规制政治国家权力为主的公法部门和以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的私法部门的二元划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 ,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 ,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经济法虽然以社会利益作为其首要的保护目标 ,但其对社会利益保护的实质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协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