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并发症发生因素与医疗过错鉴定

医疗损害案件中因手术并发症而导致的占了很大的比重.发生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原因可归结为医疗与患者两个方面.医疗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手术人员的责任心不强、医学基础知识欠缺、医疗技术生疏、诊断失误、术后护理及管理缺陷等;患者方面的因素主要有自身解剖变异、个体体质差异等.手术并发症产生的原因大多是可以被认知的,在此基础上判断产生手术并发症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时不能一概而论,应遵循一定的标准.建议按照医学理论和实际操作能力划分为两个标准,预见义务采用“医学水平”标准;防范义务采用“医疗水平”标准.通过两个“标准”来综合考量手术并发症才是科学的.     

论医疗水准的确定

医疗服务水平和个体患者利益保护,可以具体化为医疗行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两个指标;成本控制和全体患者利益,可以具体化为实施可能性和必要性两个指标。医疗惯例和常规符合以上两个方面、四个指标的要求。医学文献缺乏对实施可能性、必要性的考虑,缺少对全体患者和成本控制的考虑,不能作为医疗水准的主要参考因素,但可以作为消极义务的参考标准。同时,我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需要将地域性因素纳入考量的范畴。     

浅论医疗损害鉴定之医疗注意义务评价

医疗注意义务要求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做到高度谨慎和注意，避免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危险或伤害。医疗损害鉴定中，诊疗规范是评价医务人员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个体化医疗考虑患者的不同因素，体现相同疾病的不同患者的不同注意义务，是主观标准，且要求更高。个体化医疗中未能考虑不同患者的个体化因素，是医务人员未尽注意义务的主要原因，但过度严苛要求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反而会使过度医疗问题更加严重。过度医疗超出患者病情的需要，增加患方负担，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损害社会医疗公平，恶化医患关系。用适度医疗的标准评价个体化医疗之注意义务，考虑地域、医院、医生、患者等因素，有利于医疗的发展和患者的利益，也应当成为医疗损害鉴定中对医疗过错的评价标准。     

关于我国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之鉴定和认定的思考

我国法律在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应坚持医疗＂专家＂判断和＂同行＂鉴定,旨力于构建平衡患者利益和医方利益的规则,区分医疗专家意见和法官法律判断,区分违反通常诊疗义务的医疗侵权和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侵权,区分＂合理医生＂标准、＂医疗水平＂标准和＂医疗常规＂标准。     

论医疗民事责任的判定--医方承担医疗民事责任的范畴及认定标准

本文指出医方承担医疗民事责任的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医疗事故,还应包括其他一些因医方医疗行为所导致患者合法权益受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从承担医疗违约责任和医疗侵权责任两个方面来讨论医疗民事责任,主张引进"善良注意义务"的医疗判断标准;将医方的告知义务区分为必须的告知义务与一般的告知义务,认为医方只对违反了必须的告知义务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简论侵权责任法中“当时医疗水平”的认定方式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中两处规定＂当时医疗水平＂,用以界定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情形和范围。但由于医疗水平受医务人员专业水平、医疗设施、医疗场地以及医疗行为本身所有的专业性、变化性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很难作出一个医患双方都能接受的认定,如何将其认定更加科学化、准确化并没有更明确的规定,其在实务中极容易产生争议。本文指出采用鉴定的方法确定＂当时医疗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司法实践中富有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医疗告知义务——以经济学和法学为视角

医疗告知是医疗单位在医疗过程中的一项法定义务,是以患者知情同意权为其理论基础,是判定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的一项重要标准。我国目前医疗实践中医疗纠纷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医疗告知义务立法不完善以及学界对医疗告知义务研究甚少。文章以经济学和法学为视角,从医疗告知义务之经济学基础、医疗告知义务之法学基础、医疗告知义务之履行及其评判标准等方面,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就医疗告知义务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医疗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根据。     

医疗过失鉴定需遵循的原则

医疗纠纷解决中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过失的技术鉴定问题,在鉴定实务中,确立判定医疗过失的原则,则是此核心中的核心。本文旨在探讨＂医疗过失评判的基本原则＂,以期规范和指导相关鉴定工作。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应包括：（1）遵循＂专业性判断＂的原则;（2）以＂注意义务作为医疗过失判断基准＂的原则;（3）以＂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为审查原则;（4）对＂医疗紧急处置行为的宽泛性＂原则;（5）＂告知-知情-同意＂的原则;（6）＂并发症的审查＂原则;（7）＂医疗意外的免责＂原则等。     

试论医疗合同中医方之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是依合同之＂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一种合同义务。医疗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合同,作为其特定一方当事人——医方的附随义务因医疗职业道德和医疗行为的高度专业性、技术性发生。内容上,医方在医疗合同履行中基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协助、通知、说明、告知、保密、保护等义务构成了医方附随义务的主体。医方若因过错构成对其附随义务的违反,则须承担违约责任。     

论医疗民事责任的判定--医方承担医疗民事责任的范畴及认定标准

本文指出医方承担医疗民事责任的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医疗事故，还应包括其他一些因医方医疗行为所导致患者合法权益受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从承担医疗违约责任和医疗侵权责任两个方面来讨论医疗民事责任，主张引进“善良注意义务”的医疗判断标准；将医方的告知义务区分为必须的告知义务与一般的告知义务，认为医方只对违反了必须的告知义务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43例心脏外科手术后死亡医疗纠纷法医学分析

目的 探究心脏外科手术后死亡引起医疗纠纷的原因及特点,重点分析心脏外科手术后病理改变及法医学解剖要点,为心脏外科手术临床诊治及司法鉴定提供病理学证据,为此类案件医疗纠纷防范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13—2018年受理的心脏外科手术后死亡引发医疗纠纷的法医病理学案件,从死亡原因、病理诊断、手术情况和医...     

论医疗人工智能的刑法问题

医疗人工智能是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提高诊疗效果、降低医疗风险,但也存在局限性,无法完全替代医师,不能成为医疗行为主体和医事犯罪主体.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给医师履行充分说明告知义务带来了困难,应当合理划定人工智能辅助医疗活动中医师说明告知义务的边界,改革患者获取医疗信息的制度,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道路交通事故眼损伤伤残评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GB18667-200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中有关眼损伤的条款较为原则和笼统。随着“标准”的广泛应用,加之法医学和临床眼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眼损伤后遗症的检验技术和认识水平已有较大的提高。建议采用视力表投影仪代替国际视力表进行行为视力检查,存在屈光不正的应了解屈光度后再检查其矫正视力;疑有伪盲或伪装视力降低时,可行伪盲试验或伪装视力降低的检验,视觉电生理技术是测试伪盲或伪装视力降低的有效方法。运用电脑视野计可进行视野检查,动态视野检查结果可通过视野有效值换算为残存视野半径（或直径）;视野检查存在一定的干扰因素,分析时应密切结合原发损伤及其他检查结果。对于遗留复视等双眼视障碍的,可采用同视机等检查方法,检验结果应考察功能障碍与眼肌等原发性损伤的符合性。泪器损伤后遗留溢泪症状的,应采用相应的检查方法证实泪道狭窄或梗阻。眼睑下垂及眼睑畸形分为轻度及重度;眼睑畸形包括闭合不全、眼睑缺损及眼睑外翻等情形。影响视力的外伤性白内障符合“标准”相关条款的规定。根据现行“标准”对道路交通事故所致眼损伤进行伤残评定,应进行视觉功能检测、眼球结构检查、伪盲试验及视觉电生理检测,最后综合病史材料及既往情况综合分析,得出评定结果。统一对现行“标准”的理解,规范检测手段和结果评价原则,有助于道路交通事故眼损伤伤残评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罪犯保外就医法医学文证审查278例

总结2006～2008年福建省长乐市检察技术部门所受理的278例＂罪犯保外就医＂文证审查案例,发现：看守所系统的不符合率明显高于监狱系统;在分系统疾病调查中,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以及各类传染病的不符合率明显较高。分析原因,可能为：保外就医审批渠道多,缺乏统一规范;鉴定标准陈旧,不符合当前形势;鉴定人适用标准不够严格;缺少鉴定人资质审查机制;鉴定程序不规范,管理混乱。建议从完善鉴定标准、强化审批管理、加强检察监督等方面规范、提高保外就医病残鉴定工作。     

一例因福尔马林治疗肝包虫病引发的医疗纠纷——以医学与法学为视角

因福尔马林治疗肝包虫病引发的医疗纠纷案例比较罕见。从医学视角看,该案例中造成不良损害后果的机理是因福尔马林对胆道系统的损伤和/或包虫头节阻塞造成梗阻性黄疸,同时在患者本身肝功能受损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导致了施行肝移植手术。从法学视角看,该案例中选择鉴定机构的方法、损伤参与度的应用及对伤残评定适用标准的探讨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有借鉴意义。     

论医疗水平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过错责任、免责事项等,在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司法鉴定实践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通过建立＂医疗机构当时医疗水平的评价体系＂,并通过用具体案例来说明＂当时医疗水平＂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略论“鉴定留置”——由邓玉姣案说起

邓玉娇故意伤害案中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过程,非常典型地暴露出了我国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有关＂鉴定留置＂制度缺位的严重问题。精神病鉴定虽然是一个医学问题,但它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我国对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规定存在严重的缺失,对精神病鉴定等一系列问题的立法必须提升到我国立法的议事日程上来。对此,我们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经验,首先,应认识到对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鉴定是需要干涉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行为,并明确限定鉴定留置的范围。其次,对于鉴定留置的适用条件,在决定适用此措施之前必须听取鉴定人、辩护人意见,同时,鉴定留置措施只能适用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被指控人。再次,应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鉴定的期间,在对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羁押期限的基础上,明确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鉴定的时间,应当能够折抵刑期。     

两地区医疗纠纷法医学尸检鉴定质量的比较研究

目的研究影响涉及医疗纠纷法医学尸检鉴定质量差异的原因。方法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法医学尸检鉴定机构所涉及医疗纠纷的相关案例,进行字2检验、t检验等统计学研究。结果通过字2检验发现,在设定的10个指标中,有7个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提示两鉴定单位在“涉及医疗纠纷的法医学尸检鉴定”中检验手段和标准、规范性等均存在极大的差异。结论通过研究,提示法医学鉴定人素质、尸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尸检检材的提取标准化、死因或疾病的诊断标准、会诊制度及法医学鉴定书的书写规范化等是法医学尸检鉴定质量控制和管理的重要环节。     

法医临床学与新冠疾病有关的鉴定问题及思考

2020年1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由疫情引发的各种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疫情过后,相关法律争议会有出现。本文针对疫情可能带来的法医临床鉴定相关问题予以思考,给出了法医临床学鉴定流程管理以及鉴定机构法律风险防控的基本思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及工伤补偿中的伤残评定问题,作者具体梳理了7个可能相关的鉴定标准,并指出,肺功能障碍的条款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面对因疫情爆发而引发的医疗损害鉴定问题,作者认为,针对特殊时期的医患纠纷,鉴定人在评价医方的专家注意义务时,应充分考量各种影响因素,提倡对医疗行为相对宽松的处理原则,宜适用合理医师标准(即Bolam标准),来体现对医疗行业的尊重。本文针对新冠疾病疫情可能带来的法医学鉴定问题给予了建议和解决路径,旨在为疫情过后鉴定工作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