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盗窃罪的司法量刑改革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社会案件及其司法裁决折射出了我国司法量刑改革之困境。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将量化方法引入量刑机制以限定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种量化方式与我国目前以衔接式为主的"唯数额论"定罪量刑模式不相协调,这导致诸多特定案件无法实现个别化正义,量刑结果与社会公正情感相背离。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刑事立法中改变"唯数额论"的量刑模式,提倡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立法定罪模式。在刑事司法中,打破以数额为主的量刑方式,降低数额在量刑中的作用,加强量刑中对犯罪情节的考量,在相对灵活的量刑机制内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法律正义。     

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界限正确认识罪责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定罪和公正量刑的重要保障。定罪情节与法定刑密切相关,而量刑情节与宣告刑紧密相联,二者泾渭分明,然而在量刑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估堆”式量刑模式,违反了“同一事实情况禁止重复评价”这一国际通行的原则直接造成了处罚的畸轻畸重,从而严重影响量刑的公正性。如何正确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特别是揭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是建立相对完备的量刑情节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进一步推进中国量刑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化。     

民意“由刑制罪”之规范化探讨

在"以刑制罪"的理论框架下,民意经由规范化的转换,通过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的理论路径,对犯罪的认定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与制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化的民意在定罪体系中只能作补充性的、有限度的适用。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公法责任岂能“私了”

2011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免罪符”不免罪，10万元退不退？》，引发读者对当事人刑事和解协议效力与司法定罪量刑之间关系的种种猜想。     

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

该书封底《内容简介》：本书以案件社会学理论为参照，在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双重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理论。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由于现行刑事立法赋予法官享有一定的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刑事法治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法官自由裁量权受诸多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     

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的构建

当前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方面存在很多的缺陷与不足,其原因既有司法理念层面的问题,也有司法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司法体制层面的问题。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明确指导原则,加强和完善民意反馈机制、民意缓冲机制、民意协调机制、民意保障机制等四项机制,使民意与刑事司法在沟通与协调中获得互相理解和支持,减少社会的震动,降低社会成本,才能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刑事司法和民意的和谐。     

交通肇事案件审判疑难问题研究

交通肇事案件中逃逸行为的认定 ,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司法认定 ,都要从实际出发 ,准确把握案件的定罪和量刑幅度。交通事故认定书只能作为确认交通事故的行政、刑事、民事责任的证据使用 ,不具有可诉性。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应坚持一定的量刑原则 ,正确处理好交通肇事案件中附带民事赔偿问题。     

刑法司法谦抑性实现论纲

刑法司法谦抑性是"刑决定罪"范式的结论,具有独立于刑法立法谦抑性的重要而现实的意义。刑法司法谦抑性应在多因素的影响下,通过定罪与量刑两项机能实现。本文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理论;刑法司法谦抑性的基础问题;定罪上的刑法司法谦抑性;量刑上的刑法司法谦抑性;刑法司法谦抑性的影响因素。     

论量刑庭审程序的中国模式

量刑规范化改革要求改变原来那种"重定罪、轻量刑"的庭审程序,通过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调查辩论程序,完善和强化公诉权及被害人求刑权,拓展和加强辩护权,实现量刑程序的诉讼化,使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对分离,以达到规范和制约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之目的。     

浅议我国量刑规范化原则的完善

量刑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国司法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了定罪精准和量刑适当,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士都对量刑规范化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制定出了一系列的原则。我国《刑法》第61条和《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对此作出的规定,目前已经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一现状,以量刑规范化为切入点,在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实施的现状和现有原则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的量刑规范化原则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从历史角度看刑法判例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融合的趋势,但这种融合并不是对同一种法律关系可以同时采用制定法和判例法加以调整的融合,就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现状而言,推行判例法无异于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尝试。只有从制定法的前提出发,探索科学的定罪量刑之道,才能推动我国刑事科学的研究。     

不同种类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研究及立法建议

不同种类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司法实务界非常困惑的问题。笔者认为身份因素产生的依据不同,必然对定罪与量刑的影响作用也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定单一罪名或者不定单一罪名,而是要依据身份因素对定罪与量刑的作用来决定罪名与刑罚。由于我国刑法总则对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没有指导性条文,导致司法实务难以操作与混乱现象。笔者参考国外立法经验,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公法责任岂能“私了”

2011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免罪符不免罪,10万元退不退?》,引发读者对当事人刑事和解协议效力与司法定罪量刑之间关系的种种猜想。众所周知,在刑事法领域,刑法是规定什么是犯罪、犯的什么罪,以及依据特定的罪刑关系确定     

食品安全犯罪领域行业警察制度探究

食品安全犯罪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人,侵犯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达到定罪量刑程度的行为。食品安全犯罪呈现多样性、复杂性、隐蔽性、网络化等特点。犯罪成本低,获利大,危害广。设立食品安全犯罪警察有利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有利于统一食品安全监管,有利于建立食品安全犯罪打击的长效机制。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核心。人身危险性理论重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及其处罚中的作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体现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定罪、量刑及行刑中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人身危险性成为定罪的根据，有助于调和定罪过于僵硬的问题。基于人身危险性的刑罚个别化可以使刑罚裁量有效合理，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相对于定罪和量刑，人身危险性在行刑中不但是对犯罪人施以何种处遇的依据，而且还能对原判刑罚进行修正，使之更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     

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按照刑法规定、通过境外民事诉讼、根据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国际条约、运用刑事政策督促腐败分子或其亲属主动退赃,是我国反腐败境外追赃的主要方式。做好该项工作有利于产生威慑作用,督促腐败分子投案自首,也有利于更好地对腐败分子定罪量刑,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经济秩序的和谐稳定,但目前在法律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专业人才建设、情报信息交流等方面依然面临挑战。有必要健全国内法律法规,为境外追赃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深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立合理的资产分享机制;重视专业人才建设,打造高素质的境外追赃执法队伍;加强"互联网+"时代的情报信息交流,提高境外追赃实效。     

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构建

近来恢复性司法被学界广泛讨论,有学者提议将恢复性司法引入到我国刑事审判中,以期对传统刑事司法进行改革。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在价值目标以及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一致的,刑事和解也应该是实现恢复性司法一种主要途径,确切地说是刑事量刑向度上的恢复性司法。     

有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想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比较多的"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加之对法官的量刑权缺乏有效监督,以至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形比较严重,不利于维护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就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