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大陆法系共犯构成要件之比较

共犯形态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 ,在过失犯罪的场合 ,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犯罪现象。就我国现行刑法典而言 ,不承认过失的共犯 ,给司法实践部门解决问题带来了困难。通过参考、比较、借鉴外国有关共犯理论 ,对发展和完善我国现有立法 ,显系必要     

过失共同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共同犯罪的研究,一般认为只包括共同故意犯罪,而将过失共同犯罪排除在外。事实上,过失共同犯罪的确客观存在。因此,对过失共同犯罪的理论纷争进行梳理,研究国内外关于过失共同犯罪的实践以及探讨过失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尤显必要。     

过失共同犯罪刍议

过失犯罪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国内外刑法学界争议颇多。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界的通说都认为过失犯罪不能成立共同犯罪,各个共同犯罪人之间在主观上只能是共同的故意而不可能存在共同的过失,亦不可能存在故意和过失并存的主观内容。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过失共同犯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研究

司法实践中，实行过限的一般情形在共同犯罪中比较普遍，认定及处罚的一般标准已形成通说。但我国刑法没有对实行过限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行为人的犯罪故意的内容可能随作案环境的变化而在法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对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教唆犯、结果加重犯和想象竞合犯等的实行过限进行分析，追究犯罪实行过限的法律责任。     

片面共犯能否纳入共同犯罪之我见——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说

片面共犯能否在我国刑法制度中得到肯定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根据刑法第25条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必然是否定片面共犯。然应从“共犯”中“共同”的本质入手,突破原有法条所形成的思维禁锢,从犯罪构成要件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将片面共犯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纳入共同犯罪。     

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战略目标、范围内容与基本思路

中、日、韩既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又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有影响的重要国家,在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尤其是在重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议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战略角色。中、日、韩三国学者开创的社区福利比较研究项目,标志着中、日、韩社区福利时代的来临。本文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学者对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总体设想、目的目标、范围内容、研究方法、政策转化与基本思路等议题的看法,目的是为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项目奠定共同基础,谋求中、日、韩三国学者的思想理论共识和共同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便通过比较社区福利研究的最佳视角,探索发现中、日、韩三国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与方向,寻找中、日、韩三国社会发展差异之处与结构性成因,为谋求东亚和世界和平、发展与秩序,尤其是改善中、日、韩三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与社会福祉,提供深度的相互理解与政策建议。     

身份犯与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本文提出了混合身份共犯的概念,认为混合身份共犯是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基于共同的故意而进行的身份犯罪。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混合身份共犯的辨识及其刑事责任的承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着重研究了当实行者为有身份者和当实行者为无身份者两种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定罪和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论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是伴随债的制度发展起来的, 属于债的产生根据之一, 旨在保护共同侵权行为情况下发生的受害人所损失的利益。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是主客观结合的折衷说, 其有四个构成要件, 判断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以四个构成要件为标准。共同侵权行为有五个类型, 其责任承担以共同侵权行为人连带赔偿责任为主。     

论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

以虚拟性和技术性为本质特征的网络平台,改变了现实社会中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相互地位、作用和联系,因此,根据网络共同犯罪自身的特性,通过共犯行为正犯化的途径,将一部分共犯加以独立化,使共犯摆脱对于正犯的定罪量刑的依附关系,应当成为刑事立法应对网络共同犯罪现实挑战的最佳回应方式。     

房产登记机关行政赔偿责任——兼论《物权法》对登记责任制度的完善

违法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混合侵权情况下,行政赔偿和一般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应当如何分担和衔接,是困扰司法界的一个难题。而且《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可以对赔偿义务机关以外的共同加害人实施追偿。新颁布的《物权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及登记机关对其他民事侵权人的追偿权,对实现不动产登记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多因一果的损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和赔偿责任种类进行探析,阐释《物权法》对登记责任制度的完善。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是指在二个以上的人基于共同实行的意思共同实施作为基本犯罪的实行行为,其中部分人的行为引起了重结果的场合,全体共犯人就成为该重结果的共同正犯。我国理论界对结果加重犯的研究多限于结果加重犯罪数形态的研究,本文尝试跳出罪数形态的讨论,从结果加重犯的共犯问题入手,探讨结果加重犯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共同危险行为构成要件分析

共同危险行为制度是当代侵权行为法中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而我国还没有确立。在学术界及法律实践中,对其的构成要件及责任承担问题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使现行法律陷于困境。通过对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以期推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在我国的建立。     

共同犯罪中身份犯与教唆犯的竞合及其展开

无论是刑法理论抑或是司法实践,关于共犯与身份关系问题的研究和检讨尚未形成一致性的见解。其中,身份犯与教唆犯的关系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身份犯与教唆犯竞合以及无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的场合,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以符合正义理念的实质要求,实现刑事法治和法律正义。     

上海、台湾科技实力定量比较研究

选择 Ｒ＆Ｄ经费、科技人力、科技论文、专利、高技术产品出口和科技进步贡献率构成评价科技实力的主要指标体系。定量分析表明：上海近年来在Ｒ＆Ｄ投入、高质量科技论文的数量增长上,明显高于台湾,科技人力亦占较大优势;而在科技经费投入力度、科技产出数量与质量、以及科技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方面,与台湾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不同种类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研究及立法建议

不同种类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司法实务界非常困惑的问题。笔者认为身份因素产生的依据不同,必然对定罪与量刑的影响作用也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定单一罪名或者不定单一罪名,而是要依据身份因素对定罪与量刑的作用来决定罪名与刑罚。由于我国刑法总则对身份犯之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没有指导性条文,导致司法实务难以操作与混乱现象。笔者参考国外立法经验,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     

中日现场勘查比较研究

现场勘查在确保侦查质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现代法治要求的高效侦查,必定要求高质量的现场勘查。而合理的现场勘查制度,才能造就高质量的现场勘查工作。本文在比较研究中日现场勘查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完善现有现场勘查制度的建议。     

刑事搜查制度比较研究

各国的搜查制度各有不同,然而一般都遵循令状、特定性、合理根据、人格权的特别保障等原则。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对现行的搜查制度逐步地予以完善。     

成都与长沙、西安、昆明、桂林文化产业发展比较

成都作为西部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将文化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中西部的长沙、西安、昆明、桂林等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相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与长沙比较，成都的报业一枝独秀难敌长沙的群星灿烂；与西安比较，成都的历史厚重不及更差了文化基地建设的大手笔；与昆明比较，处在改革同一起跑线却逊了文化生产力活力的释放；与桂林比较，旅游休闲之都却输了一场《印象刘三姐》     

管理层收购的中西方比较研究

管理层收购(MBO)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企业战略调整和公司重构的重要方式。但在我国,MBO是作为产权改革的措施,加之中西方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中西MBO的不同特征。本文通过对中西方MBO的动因、收购的运作和收购后绩效改善的比较研究,探讨中西方MBO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