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精英及媒体对死刑审判的影响

无论理论上还是立法上法官都具有裁量死刑的自由空间，这是法律精英影响死刑适用的前提。法律精英对死刑适用的影响往往表现为通过学术观点和专家意见影响死刑的适用。应当在削减死刑的理念下合理发挥法律精英对死刑适用的影响。死刑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在司法实践中媒体对死刑民意的影响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应该正确发挥媒体的导向来引导死刑民意。     

法律精英及媒体对死刑审判的影响

无论理论上还是立法上法官都具有裁量死刑的自由空间,这是法律精英影响死刑适用的前提。法律精英对死刑适用的影响往往表现为通过学术观点和专家意见影响死刑的适用。应当在削减死刑的理念下合理发挥法律精英对死刑适用的影响。死刑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在司法实践中媒体对死刑民意的影响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应该正确发挥媒体的导向来引导死刑民意。     

死刑、民意与死刑减少的路径

要进一步减少死刑的适用甚至废除死刑,法律家试图绕开民意是做不到的,或者指望政治家毕其功于一役降低民意也是做不到的。死刑与民意的问题仍然会纠葛民众与法律家很久。     

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废除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的设置是我国死刑废除运动的阻力之一。随着不断攀升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率,死刑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预防效果不佳,其基本没有有用性。并且,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适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了死刑适用标准的严重异化。从原因方面分析,贪污贿赂犯罪有更多来自制度及社会层面的原因。在此前提下应该提倡,保障正当的舆论监督并正确地引导民意,废除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死刑。     

我国死刑存废问题再议

在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死刑制度的存在还有相当的必要性.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务实稳妥地逐步废除死刑,符合国际社会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刑罚发展趋势,也符合我国国情民意,符合人权保障的大趋势.     

论生命权与死刑

1764年,贝卡里亚提出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与废止的主张后,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死刑存废之争。本文在分析死刑废除论和死刑保留论的大基础上,论证死刑废止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并以生命权的角度从立法改革、司法限制、民意引导三个方面阐述逐步废除死刑的初步构想。     

论我国死刑制度新动向及其出路——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的死刑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使我国的死刑制度在立法上出现了从扩张到消减的历史性转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中对死刑制度的改革兼顾了总则和分则部分,表现出轻缓化的趋势。但是笔者注意到,本次修正案中消减死刑的规定,对实践中死刑的实际控制作用并不明显,反而是对死缓执行制度的修订所体现出的重刑倾向,对司法的影响更大。笔者认为,限制死刑并不能仅依赖于对"生刑"的加重,要从多层面入手,包括:引导民意,实现社会公众死刑观念的转变;进一步减少死刑罪名;寻找死刑替代方式;严格贯彻少用、慎用死刑的政策,从司法上减少死刑的适用。     

论被害方谅解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酌定量刑情节之一是取得被害方谅解。考查这一酌定量刑情节的理论依据是刑法的谦抑性与恢复性司法理念。实现被害方谅解这一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化是限制死刑适用中应重点注意的问题。建立被害方谅解典型案例指导制度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路径。     

我国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死刑的存废日益成为与社会文明程度、人权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我国立法中,死刑罪名繁多,死刑适用泛滥,死刑适用正当程序不健全等弊端并存于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我国在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而保留了死刑的前提下,对死刑适用中的人权保障的相关问韪应在在刑法规范和刑事诉讼法规范中予以规定。     

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兼谈刑法学者的责任

关于死刑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刑法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本文拟从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来探讨死刑问题。民意曾经对国外废除死刑现状不屑一顾，但在面对引渡本国外逃罪犯问题时，却迎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尴尬境地。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仍保留死刑，外国拒绝将这些人引渡回我国受审。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刑法学者应承担起引导民意的责任，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律商谈论”在我国死刑判决中的适用——从“盗车杀婴案”说起

实践总能为反思法律制度提供新鲜血液,盗车杀婴的周喜军有自首情节仍在一审中被判死刑,再次为检讨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引导民意"的口号最终导致法官的独白式判决,不能实质解决问题。德国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论"用交往理性代替技术理性,将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建立在主体间理性交往之上,有利于死刑案件的判决而且能兼顾合法性与民意支持,对协调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与限制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当代国际引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国家在人权观念以及死刑适用上的不同,其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也各有不同。我国应针对国情,对死刑不引渡原则采取部分拒绝的限制原则,既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但又不彻底关闭引渡之门。     

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与限制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当代国际引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国家在人权观念以及死刑适用上的不同,其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也各有不同。我国应针对国情,对死刑不引渡原则采取部分拒绝的限制原则,既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但又不彻底关闭引渡之门。     

试论我国死刑限制的基本途径

我国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废除死刑的,讨论死刑的限制适用更具有现实意义。可以在立法上通过限制死刑适用的主体、提高适用标准、精简死刑罪名和增设死刑赦免制度等方式来从根本上限制死刑;在司法上采取充分运用死缓制度、完善死刑规定的司法解释和公布死刑统计数据来限制死刑的适用。     

“民意”“上意”与“法意”

从药家鑫案到李昌奎案，同样的故意杀人，同样有自首情节。交通肇事后害怕索赔的药家鑫将被害人刺死被判死刑。而求爱不成。为报复奸杀姐姐、摔死弟弟的李昌奎。二审却改判死缓。两相对照激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在李案汹涌的民意面前，云南省高法相关负责人受访时慨然表示：死刑非灵丹妙药，民意不能替代审判。 判生还是判死，这是司法的问题。但两案的比较却也让一些问题凸显：网络时代。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司法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准则？司法裁判只要是出自于对法律的信仰，是客观公正的，那么。刻意屈从或违拗民意是否都违背了法治的本意？在一国范围内。对同一法条的理解和适用要不要有大致的标准？相信类似问题的探讨。对于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有所裨益。     

雇凶杀人犯罪死刑适用标准探析

严格限制死刑的理性刑法理论的勃兴和司法实务中雇凶杀人死刑适用的不均衡为雇凶杀人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提出设定了前提条件。确定雇凶杀人犯罪死刑的适用对象,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的身份、动机及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犯罪分工等因素。德、日刑法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造意为首的相关规定和逃避处罚的可能性决定了在雇凶杀人犯罪中一般情况下应对雇主适用死刑。在受雇人是雇凶杀人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及存在受雇人加重刑罚的其他情况时可例外地对受雇人适用死刑。     

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路径初探

自死刑在历史上出现那一刻起,中国也就开始了限制死刑以致最终消灭死刑的探索.中国古代限制死刑适用的路径主要有:限制死刑适用对象,根据犯罪所触犯的罪名、罪犯的身份地位、年龄、犯罪情节等来决定是否对其适用死刑.具体分为绝对不适用死刑和相对不适用死刑,情有可矜、不适用死刑;对疑罪慎用死刑,通过疑狱听赎、疑罪奏谳、录囚与虑囚、会审制度等来限制死刑适用;严密死刑执行程序,建立死刑奏报制度,集中死刑执行权,实行死刑的秋冬行刑制度等.     

用理性打通司法与民意的鸿沟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纷繁复杂，处在此种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司法，尤其是涉及到死刑适用的司法判决，更是容易成为焦点。在这之中，司法与民意的鸿沟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对司法权威与公信力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们又会在推动社会法治观念进步上留下什么，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问题研究

我国由于深受重刑主义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加之严峻的经济犯罪现实,使立法者在经济犯罪的刑罚中大量的适用死刑,这在世界各国刑法对死刑的规定中是相当罕见的。从刑罚的基本价值来看,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具有合理性。基于经济犯罪不同于暴力犯罪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来看,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是必要的。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

死刑直接剥夺犯罪分子生命,呈现出不可逆性特点。同时,死刑复核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应遵守的审判程序,对防止死刑滥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最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在死刑程序控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减少死刑适用的视角出发,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