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秘密侦查不再“秘密”

秘密侦查是犯罪侦查的一种特殊方式,它能够狠、准、稳、快地打击犯罪,因此,得到了一线刑侦部门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秘密侦查涉及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重大问题,因此,在证据采信方面,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和风险分析

秘密侦查的"秘密"状态在最大化地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功效的同时,也导致外界对秘密侦查监督严格程度的放松.侦查机关独享秘密侦查的自由裁量权,使秘密侦查适用中存在四项巨大风险,即损害公正审判权,威胁侦查员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使用线人会产生消极后果,导致传统的程序监控机制和外来监督机制失效.因此,秘密侦查立法应充分考虑各种相应的防弊措施.     

侦查措施改革对腐败犯罪侦查的影响——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技术侦查措施”为例

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对原有侦查措施进行了较大调整。其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对检察机关侦办腐败案件产生了重大影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设置,对腐败犯罪案件的侦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在实践中还需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强化技术侦查措施,是严厉惩处和有效遏制腐败犯罪的必然之举,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适用标准不明晰、相关配套设施与条件不完善等问题。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不断予以完善,确保新法内容的严整和实践的操作功能。     

司法权合理运行视域下秘密侦查法治化研究——基于2012年新刑诉法的分析

秘密侦查是国家法定专门机关运用侦查权查缉犯罪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具有稳、准、狠的特点。然而,秘密侦查措施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公民隐私权、自由权的侵犯。基于人权保障和权力规制的价值理念,秘密侦查应该法治化。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从司法权合理运行的视角反思我国目前立法上的成就与不足,分析其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秘密侦查的法规范建构——职务犯罪视野的思索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意味着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能力与手段提出了新要求,秘密侦查因能够有效瓦解犯罪人之间基于囚徒困境而订立的攻守同盟,因而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具有重要价值。正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该扩大秘密侦查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范围,不仅应将其适用于所有职务犯罪案件,而且立案之前可以用秘密侦查发现犯罪线索,在立案之后可以用秘密侦查收集犯罪证据。同时,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应该实行司法令状主义。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视野下再论侦查讯问——以陈灼昊案件为例

"审判中心主义"是对传统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深刻变革,其强调法庭庭审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2015年10月3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灼昊一案的审理过程及判决结果清晰的诠释了"审判中心主义"带来的变化,法庭对证据的审查采信不再严重依赖侦查机关,控辩双方的质证更为充分与激烈,警察出庭取代以往的书面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口供被严格排除,疑罪从无原则得到真实履行。以侦查讯问而论,若要使得口供在庭审中获得采信、不被排除,就要求侦查讯问必须合法与规范,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具备程序意识与法治观念。     

美国反恐侦查措施——国家安全调查秘函(NSL)研究

包括《爱国者法》在内的五个联邦法律条款,为联邦执法机构创建了一种重要的反恐侦查措施——国家安全调查密函。授权联邦执法部门(通常是FBI)在反恐、反间谍行动中可要求通讯服务商、金融机构、消费者信贷机构以及旅行社等提供某些商业档案和消费者的消费记录,如互联网和电话的订户及其使用情况、消费者的信用报告、金融档案等。该文介绍了NSL的历史渊源,911事件之后《爱国者法》对其进行的修改和扩展,以及近年来相关法律对其从人权保障、程序制约的角度所进行的调整,并分析了它对我国的秘密侦查措施法制化以及当前正在研讨的反恐立法的借鉴价值。     

反侦查行为对侦查工作的启示——以周克华案为视角

反侦查行为是指作案人在作案前后为了掩盖犯罪行为、逃避法律制裁,针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而实施的一系列对抗行为。因其主体的智能型、行为的对抗性和手段的多样性,不但使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而且使侦查工作常常处于久侦不破的境地。苏湘渝特大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案犯周克华,正是因其在作案前后精心策划实施了各种反侦查行为才得以逃避侦查,隐匿八年之久。该文以周克华案为视角,通过分析周克华反侦查行为的表现,揭示反侦查行为对当前侦查工作的几点启示。     

视频侦查的规范化路径——以侦查效益为维度

在犯罪问题复杂化与警力资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利用视频监控系统预防与侦查犯罪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采取的策略。对视频监控在侦查中的运用进行经济分析,是用效益所体现和蕴涵的理性价值反衬现实制度的缺陷与不足,理性思考视频监控服务于侦查工作的社会效益与科学性,并以效益理论为指导,合理配置侦查资源,以实现侦查效益的最大化。     

经济犯罪案件数据化侦查路径探析——以山西省为例

经济犯罪案件的数据化侦查模式已成为当代打击经济犯罪的趋势,可通过数据比对、数据碰撞、数据挖掘等数据研判技术,将数据转化为经济犯罪侦查情报和线索,继而落地进行数据缉捕和数据追赃工作.经过对数据的循环利用,实现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全领域、全链条的波次打击,将大幅度提升经侦部门执法效率、破案水平以及服务经济建设大局的能力.     

论侦查效益——以系统论为维度

侦查效益主要包括了侦查经济效益和侦查社会效益。提高侦查效益的必要性。主要是由于目前存在侦查成本过高、侦查收益较低的情况。在系统论视野下提高侦查效益的方法．是将系统论中的目的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最优化原则在侦查实践中加以应用。     

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江苏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现状为切入点

在风险社会,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面临更高的要求,但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仍出现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有侦查人员法律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规范意识淡薄等个体因素,还有侦查办案体制、考核机制等制度因素。应转变观念,理顺传统与现代侦查手段的关系、合理配置侦查资源,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提高侦查人员个体业务素质。     

新刑事诉讼法反贪侦查模式研究——以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新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活动,并积极倡导研究如何在刑事诉讼法新规定下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本文结合本溪检察机关反贪工作实际,以机制创新为视角,从整合侦查资源、突出发挥整体作战效能;构建信息处理平台、充分发挥情报引导侦查机制作用;规范初查内容和方式、前移办案重心;建立自查机制、规范性审查等四个方面,对新刑事诉讼法反贪侦查模式的转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认识“侦查事实”与证明“侦查事实”之甄别——“历史真相”隐喻对确立“回应型侦查模式”理论基址的启示

我国理论界有回应型侦查模式与主动型侦查模式的论断,但长期以来对两种模式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其理论基址却鲜有研究。与历史调查中搜集史料证据以建构＂历史真相＂的路线相一致,回应型侦查的行为逻辑是认识与证明案件这一＂历史真相＂,它表征了＂侦查事实＂的向度、宽度、精度和容度。在回应型侦查活动中,认识＂侦查事实＂和证明＂侦查事实＂是一对既具有相合点、又具有不合点的问题,历史哲学的理论范式为辨析其中的不合点提供了一种方法和工具。研究回应型侦查模式的理论基址有助于侦查学理论本体性的重构。     

对犯罪案件侦查过程的研究——以绑架案件为例

为应对新的社会治安形势,侦查机关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其实质就是将现有资源条件进行重新整合,调整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工作体制与机制,深挖潜力,提高效率.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依据.文章以绑架案件为例,对侦查过程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侦查管理的改进.     

侦查讯问合理化探析——以司法正当程序为视域

正当程序,可分为立法上正当程序与司法上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就是司法上正当程序问题。虽然我国新旧刑事诉讼法都对正当讯问程序作了合理构建,但实证分析表明,讯问过程中司法正当程序仍未实现。立法正当程序不能直接转化为司法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不当性有其体制根源、心理根源与证据根源。因而,欲实现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需从其根源上着手构建新的考核体制,建立心理防范措施以及进一步降低口供证明力,以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真正实现司法上的正当程序。     

“侦查不公开原则”的立法建构——基于侦查要素的分析

侦查不公开原则作为指导侦查活动的重要原则在两大法系均已体现在立法当中。而长久以来我国学界对侦查应公开与否存有争议,更未明确对其进行立法规范。上述困境的原因在于我国学界对侦查不公开原则的认识存有偏差,需先正本清源,基于侦查程序本身所含要素的特点,对侦查应公开与否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侦查不公开原则的含义、考量因素、适用期间、例外等情况并进行立法,使之有法可依。     

新形势下侦查效能的提升途径——以警务实战化建设为视角

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复杂多变,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动态化、智能化、组织化、职业化的特点,侦查机关在应对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信息化程度不高、、实战能力不足、机制不健全等。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背景下,侦查机关需要树立"一切面向实战、一切为了实战"的思维,在侦查理念、侦查业务、侦查工作机制等方面破解难题,不断提高侦查工作的效能。     

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侦查讯问活动为视角

侦查阶段的讯问工作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程序开启后的重要环节。未成年嫌疑人在羁押状态下对侦查人员的依赖感及信任感陡增,侦查员若在讯问准备阶段树立预防思想,讯问中采用恰当的讯问方法,讯问后期感化谈话,会对巩固口供,使犯罪嫌疑人服刑期间真心悔罪,并预防其再次犯罪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