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原则在我国交通肇事罪中的应用

学者普遍认为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包含了信赖原则的法理。根据上述解释,司法实践中的现状为公安交警部门成为信赖原则的适用机关且信赖原则的适用条件过于宽泛。这也使得在交通肇事罪中应用信赖原则时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弱化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上述司法解释的错误理解。要避免上述误解,对上述司法解释的完善是必然途径。     

信赖原则与交通肇事罪

社会的发展对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提出了挑战,被允许的危险、危险分配和信赖原则被引进过失犯罪理论。信赖原则限制了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我国刑法在认定交通肇事罪时,应有限、逐步地适用信赖原则。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交通肇事罪——兼论信赖原则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刑法》第133条修正为将责任认定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其理论渊源是信赖原则的具体应用。针对目前责任认定存在由公安机关主导,法院的审判成为走过场的程序性活动的弊端,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可由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意见书而无须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由法院结合其他证据与具体案情来具体认定。     

论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罪是当前发案率较高的一种责任事故犯罪,刑法第133条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此规定与1979年刑法相比较,在适用范围、量刑情节、法定刑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使法条更具有操作性。正确认定交通肇事罪,必须掌握其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同时还必须正确划分交通肇事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讨论交通肇事罪中几种特殊情形的损害及处理问题,认为:同一肇事人的数个肇事行为造成数个损害结果未经处理的,应当累计计算;同一肇事行为造成不同种损害的,应当综合评判;对肇事人自身造成的损害不能计入损害总额;肇事行为造成轻伤的,特定情形下,该轻伤结果应当影响定罪、量刑。     

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被害人过错

交通肇事罪中的被害人过错是指在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因肇事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共同过错行为造成重大事故时,被害人对损害结果的产生具有原因力的过失违章行为.它具有不同于其它类型案件被害人过错的特点.其不影响罪的构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被害人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以上的,被告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实际上是夸大被害人过错在定罪中的作用,并违背了犯罪构成理论.交通肇事罪中的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并且对加害人刑事责任大小的影响是相对确定的,应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轻情节予以法定化.     

论交通肇事罪的发生空间

交通肇事罪发生空间的界定，应当以其侵犯的直接客体的性质和交通行政管理法的规定为论据，强调发生场所因公众通行而显示出的公共安全性质。目前，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空间已经有很大拓展，基于此，只要是违反道路通行规则或违反交通工具使用规则，造成不特定人或物重大损害而构成犯罪的，均可以交通肇事罪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     

交通肇事罪中自首的认定

交通肇事罪中自首的认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认为:在过失犯罪中存在自首;肇事后履行报警义务的应认定为自首;肇事后未在约定的时间投案的也应认定为自首;还有肇事后逃避的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要具备自首条件,均认定为自首。     

交通肇事罪争议问题研究

交通肇事罪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个重要个罪,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多发犯罪。但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本罪基本犯罪构成的认定、肇事后逃逸的理解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把握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分歧。对这些争议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在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有利于司法适用上的统一。     

试论交通肇事罪的适用逻辑和模式

对于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大多是依照有关的司法解释来处理的,但是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对于有关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定罪、量刑规则却存在争议.然而,从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逻辑和模式而言,这些规则又是大体合理和科学的,符合刑事政策的需要,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     

浅议交通肇事案件中犯罪性质的认定

当前,道路交通管理形势严峻,道路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不仅给群众出行带来困扰,而且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就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而言,往往出于当事人的过错或意外,在主观上不构成后果的故意,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故当事人中.很大·部分按交通肇事罪论处.遵循实际,我们不能被某些隐藏于貌似正常交通事故中的犯罪行为所蒙蔽,有必要对这些犯罪行为予以辨识,通过法律的严惩,达到遏制此类犯罪行为的目的.     

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理原则与价值取向

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是一个规范行为,应当由法律作出明确且无误的规范。但由于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双重影响,致使法律的相关规定失于疏漏,也因此使得办案机关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各想奇招、各自为政,有的做法甚至违背了国家的法治精神。其实,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还是一个价值行为,因为在其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只有把这些内容一一揭露出来,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原则,才能为立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的几个问题

由于现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 ,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滞后于时代发展 ;现行法律法规中 ,某些条文的不明确性及不易操作性 ,导致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 ,事故处理人员往往只能依靠自己的理解来对条文进行运用。笔者就实际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易引起分歧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1 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中的几个问题 ;2 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3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行政处罚 ;4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调解。     

交通事故责任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规定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混淆了行政法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界限。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应当界定为行政裁决行为。依据交通事故责任判断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弱化、虚置了交通肇事罪实行行为和因果关系的判断,阻隔过失的判断,而交通事故推定责任更具有处罚没有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的人的可能性。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修改司法解释的规定,删除交通事故责任条件,理性回归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本质,维护刑法评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上海市运用调解手段处理行政复议案件探索

多年来,上海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从“解决纠纷,接近正义”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办案方式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较早地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运用调解手段处理行政争议,并且抓住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趋势,从理论上深入研究行政复议适用调解的问题。通过不懈努力,上海市在运用调解手段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实现化解行政争议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交通肇事罪共犯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将指使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人,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一规定存在不足.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而我国刑法对共同过失犯罪规定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司法解释虽然间接承认了共同过失犯罪,但对指使逃逸的行为人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还是有失妥当的,且没有考虑二者构成间接故意杀人共犯的情况.     

物证鉴定技术在处理交通肇事逃逸案中的应用

随着物证鉴定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中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其中,痕迹检验技术、微量物证技术、生物物证检验技术等的应用最为普遍。痕迹检验技术的应用包括对轮胎印痕、擦划碰撞痕迹、整体分离痕迹等的检验鉴定;微量物证技术的应用包括对纤维、油漆、玻璃、橡胶、泥土等的检验鉴定;生物物证检验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尸体、伤痕、血痕、体液、毛发等的检验,以认定人身。物证鉴定技术对案件的侦破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公安民警伤亡事件的反思与对策

近年来,公安机关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救灾等工作中,民警因公伤亡的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加强民警执法素质、执法能力的培训,着力提高执法水平是最大限度减少民警不必要伤亡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