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出生性别比地区人口预测研究——基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

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出生性别比失衡是该省面临的突出人口问题之一。通过运用湖北省鄂州、黄石和仙桃三市的调研数据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现状进行分析,证实二孩政策能够基本满足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鄂州地区,运用该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现行生育政策和不同实施方案的二孩政策下对该市未来人口发展进行了计算机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孩间隔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总量、稳定低生育水平、保证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等方面优于现行政策和无间隔二孩政策,该政策对于解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地区的人口问题仍然具有明显的作用。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危害及对策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它不仅造成人口结构不合理,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分析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的深层原因,将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政治、经济及法律等方面制定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弱化人们的性别偏好,塑造良好的生育文化和人口文化。     

科学指导 措施得力 尽快扭转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被动局面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形势十分严峻。虽然2000年以来,升高势头速度有所减缓．但仍保持上升态势。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中．只有西藏地区属于正常．出生性别比在110以上的有27个省（区、市）,占全国总人口的92．82％。     

关爱女孩行动与综合治理我国西南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的现实状况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应引起家庭、政府和社会重视,更应采取切实行动关爱女孩,制定相关政策综合治理,以尽快提高女孩综合素质与能力,支持女性自主创业与回家乡创业,尽快实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健康发展,为民族地区人口、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作出全面思考。     

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

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急剧升高并长期高位徘徊.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当前的人口社会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就需要突破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最终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描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最新态势,评述了近年来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管理视域下性别失衡治理问题,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性别失衡的社会管理框架,为政府性别失衡治理问题提供支持.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发现在中国的性别失衡社会管理框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完善,在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的社会管理框架中要纳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关注.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偏好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挑战了我国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两项基本国策,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不加以治理,将给社会带来复杂、长远的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众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性别偏好本质上反映了两性地位的不平等,有其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解决性别偏好问题,必须从性别经济学角度入手,实施社会性别主流战略,实行社会性别预算,并建立专门的政府工作机构。     

加快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人口政策创新的对策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针对现行人口政策城乡分离、出生性别比失衡、老龄化加速、城乡人口素质结构及服务水平相差悬殊等问题,我国必须立足实际,进一步完善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人口生育政策、人口发展政策、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人口政策实施保障机制。     

广州市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调查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封此有大量的调查研究。一般的总结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男孩与女孩在家庭养老、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效用差异。农村传统的生育文化、传统生育观念、B超机的普及成为导致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本研究通过在广州市农村的调查,发现这些原困正在发生一定的变化,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地控制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政策建议。     

“人口与健康”迎接四个转变

人口与健康问题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保障,需要国家长期稳定的投入,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近年来,中国在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然面临六个方面的巨大挑战,包括人口、重大疾病、城乡社区医疗卫生、生物食品药品安全、健康产业和中医药。在人口方面,人口基数过大,低生育水平反弹压力依然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调,有较高的出生缺陷和残疾人群以及未富先老等问题都困扰着我国。在重大疾病方面,我们面临着慢性病和传染病的双重威胁,公共卫生防御休系还比较薄弱,医学科学研究的能力还不高,疾病预防控制任务艰巨等问题。     

五大人口安全隐患

据有关人口资料分析,明年起我国就将逐步显现婚龄男性娶妻难的窘境。出生人口性别比失常一直是近年来关注较高的社会问题,但其实这仅是我国面临的人口难题之一,其他方面的人口问题也同样值得高度关注,其时刻威胁着我国的人口安全,能否成功地解决问题,化解人口安全风险将取决于我们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地保持目前的低生育水平。     

“空心村”整治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不仅是保证"空心村"整治规划科学性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必要前提。在"空心村"整治规划中,公众参与还存在着参与积极性不高、制度供给不足、信息公开渠道不畅、参与环节过少、参与方式不合理等问题。只有从营造公众参与的氛围、健全公众参与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完善信息公开渠道、提高公众参与方式的科学性等方面努力,才能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空心村"整治规划的积极性,从而真正实现"空心村"整治规划的目的。     

生育政策改还是不改?

生育政簸:稳还是调自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问题日益显现,与控制人口的目标不可兼得。中国人口正处在又一个十字路口,现行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出生性别比偏高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失效原因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失效的原因,通过国家官方网站和中国期刊网检索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56项政策文本和43篇政策分析类文献,并基于社会性别公平理念和公共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上述政策文本和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政策系统的不协调是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治理的主要原因,该不协调体现在政策的主体子系统内部、客体子系统内部、主体与客体子系统之间、本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之间以及本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五个方面。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治理、国家关爱女孩行动的顺利开展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政策评估方法。     

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持续失衡,与此同时,犯罪率也不断上升,虽然中国的性别失衡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目前性别失衡对犯罪的影响研究多为质性分析.本文在中国性别失衡和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在分析中国当前不能成婚男性的特征和对犯罪影响的基础上,基于中国1990、1995、2000、2005年全国省级宏观人口经济和犯罪率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面板回归方法建立人口性别比和犯罪率之间的随机效应模型,发现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对犯罪率的上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性别比每提高0.01(正常值为1.06),犯罪率上升3.03%.中国性别失衡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犯罪率的上升,对社会安全构成T威胁.本研究不但定量地证明了中国性别失衡对犯罪的影响,同时也为降低和预防犯罪提供了人口学方面的视角.     

中国人口发展挑战凸现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始自1971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最为突出的有三:人口老龄化加剧;出生人口性别比畸高:十年后劳动力可能出现短缺。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现状与思考——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为例

全国性和制度性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一些城市中开展的"万人评政府"活动,这是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主要形式.公众参与政府评议工作的特点是:公众参与评议主体代表性加强,趋于科学化;公众参与评议内容更加广泛;公众参与评议形式更为多样;公众的满意度评议始终是评议的核心内容.但在现实中,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评议主体与被评对象信息不对称,有的被评单位过分看重评议形式和排名结果,公众被动参与以及形式参与,个别地方存在着评议成本过高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增加被评部门直接服务对象的参评比例;对于行政执法部门不能进行"满意度"评议;在有条件的地方,将评议重点转向着重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提高评议问卷的专业质量水准;降低评议成本,提高评议有效性.     

“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探析

城市风险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结构,不仅需要政府准确、及时地制定公共政策,还应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科学制度体系。     

“互联网+政务服务”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优化政府的服务质量。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推动与实施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互联+政务服务"实施的效果也要通过公众参与来评判。虽然我国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在推动公众参与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需要通过建立公众评价体系、完善公众监督等来不断推进新时期的公众参与。     

立法后评估中的公众参与“虚置”及治理路径

作为检验立法实效、提升立法质量、促进法律体系完善的立法后评估制度已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实践。然而,在这种多方主体的博弈中,公众当前只是一种被动型或者功能型的“虚置”参与,无法发挥其积极性、主体性的作用。公众参与立法后评估的实践困境具体表现为:参与主体的构成失衡、参与内容的模糊、参与方式的“指令化”及参与效果的抑制。要突破这一困境,须正确认识公众参与评估的价值,从意识、制度、参与的指向及参与效果等方面构建参与路径,实现立法后评估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