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Ⅰ)

1944年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溃败造成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由此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苏联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影响的应有认识和与之进行适当外交,导致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重点依然锁定美国,极力“邀请”美国政府介入中苏关系并影响未来的中苏谈判。然而,出于对苏联追求东亚利益的实力与决心、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缺乏足够抗衡苏联手段和资源等方面的权衡,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的外交“邀请”,反而协同苏联政府迫使中国直接派团前往莫斯科完成中苏谈判。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并非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实际上,部分由于中国持续“邀美抗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紧随其后在中苏谈判以及未来东北等问题上美国政府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反对苏联,成为中国内战和东亚冷战爆发的一个起源。     

《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Ⅱ)

1944年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溃败造成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由此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苏联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影响的应有认识和与之进行适当外交,导致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重点依然锁定美国,极力“邀请”美国政府介入中苏关系并影响未来的中苏谈判。然而,出于对苏联追求东亚利益的实力与决心、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缺乏足够抗衡苏联手段和资源等方面的权衡,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的外交“邀请”,反而协同苏联政府迫使中国直接派团前往莫斯科完成中苏谈判。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并非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实际上,部分由于中国持续“邀美抗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紧随其后在中苏谈判以及未来东北等问题上美国政府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反对苏联,成为中国内战和东亚冷战爆发的一个起源。     

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本文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加剧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此次争端是在美国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以及美国知识产权相关商业集团的推动下发生的.争端的加剧还受到当前美国对华负面贸易政治气氛的不利影响,并遭遇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理解上一系列差距的困扰.文章最后对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解决前景进行了探讨,认为加强沟通与合作、相互体谅和妥协,而不是单方面的施压与报复,才是双方寻求的正确的解决问题之道.     

外交决策模式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在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决策过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理性行为模式、跨机构政治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对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政策、这三种模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不同解释,以及影响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上述三种模式分别解释了部分美国对台军售决策,而非全貌。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并将影响外交决策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     

中美建交为何 “延后”7年?

台湾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最为关键的问题,要想真正推动中美建交,就不可能回避台湾问题。《上海公报》发布,尼克松成功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人们原以为新中国与美国的正式建交会在短时间内“水到渠成”,然而这一等又是将近7年。究竟是什么拖住了两国建交的脚步?在这段时间里,各方力量又开展了怎样的博弈?“水门”堵住建交之门尼克松访华时曾表示要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实现与新中国的建交。1973年1月,他如愿连任美国总统。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哥本哈根谈判进程和中美碳外交的发展

巴厘路线图出台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酝酿着深刻变化。进程将尽的哥本哈根谈判也面临大国关系复杂交错的分化与组合。其间中美经由碳外交建立起来的双边协调和互动关系,促使美国试图争取掌握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格局的主动权,亦促使中国试图继续赢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均势。我们必须对中美共治的幻象有清醒的认识,警惕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绑架中国。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不可能适用中美共治的模式,而会通过大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多边协调的框架机制完善发展。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An American view: U.S. Relations with the PRC and Taiwan

Since Tiananmen in June of 1989 when U.S.-Chinese relations hit rock-bott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gradually expanded and improved their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reality, not wishful thinking and hype. At the same time, U.S. and Taiwan relations have substantially improved while China and Taiwan themselves have created a new atmospher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new U.S.-China relationship based on human rights, nonproliferation, and trade reciprocity could bring greater stability bu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be on top of the emerging regional economic powerhouse of Taiwan-South China-Hong Kong and not be distracted by peripheral issues such as conditional MFN.     

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

21世纪初以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开始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安全及政治领域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同领域中分别发挥领导作用的现象,即本文所说的"双领导体制"。这一"双领导体制"不仅建立了中美两国在特定领域内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亚太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与发展。     

美国第115届国会涉台立法探析

第115届美国国会的涉台立法在立法数量上达到空前规模。这些立法有些已通过立法程序而成为公共法律,有些尚未完成立法程序,内容涉及美台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以及对台军售和台湾的国际参与等诸多方面。以《与台湾交往法》为代表的涉台立法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国涉台立法的这一现象反映出在两岸力量对比发生明显有利于大陆的变化后,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试图以立法手段实现对台湾的"再保证"。虽然美国涉台立法的实施取决于行政部门对相关政策可行性的认知和判断,但以《与台湾交往法》为代表的涉台立法已成为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因素。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A Chinese perspective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anti-Soviet rationale for U.S.-China ties was exhausted. Today, both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define the new foundation and intrinsic value of their long-term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lthough human rights, trade, and weapons proliferation issues were major obstacl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have shown that by making mutual concessions and showing good will, the PRC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avert confrontation and build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H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between 1993 and 1994.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The politics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The U.S., COCOM,and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 1979–1989

This article documents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alled “china differential” in the 1980s where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COCOM allies accorded a more favorable export control policy toward China than the one they continued to impose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t the same time, a limited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hip evolved, resulting in increased bilateral defense-related exchanges and American arms sales to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 differential” was clearly influenced by considerations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d that the relax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was meant to serve broader U.S. politico-strategic objectives of containing Soviet expansionism and enhancing its power position vis-à-vis that of the Soviet Union.     

U.S. responses to the Tiananmen and Kwangju incidents: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Korea

This article focuses upon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Korea through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of U.S. responses to the 1989 Tiananmen and 1980 Kwangju incidents. The thesis contends that U.S. policy towards both countries was founded primarily upon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was often obscured by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se nations’ internal affairs, history, and culture. Although these factors exist in U.S. relations with the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places greater importance upon China than Korea, a situation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benefit Americans.     

政治文化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将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国作为当前惟一的超级大国,在21世纪仍将对世界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会影响两国的历史进程,而且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利益矛盾,也有不少共同利益。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如何认识、判定、把握双方的利益矛盾和共同利益,而这种认识、判定和把握,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政治文化的影响。中美都是文化大国,两国政治文化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许多共性。这些差异和共性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就取决于差异和共性的消长趋势。     

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贸易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开始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也受到了严重冲击。1929～1932年,尽管中国货币被动贬值,但其对出口的积极效应远远小于美国进口税提高及进口需求下降的效应。1933年以后美国关税壁垒降低,美国货币贬值及白银购买导致中国货币相对升值,但有限的贸易自由化及国民收入的增加,引致进口需求扩大,并由此带动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