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舆论监督: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

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受到政府能力、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作为外部监督机制,新闻舆论监督影响着政府自身的态度和内部监督机制。必须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在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探讨影响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的因素对提高政府危机治理的能力有重要意义。     

放松管制背景下公共基础设施的市场化和民营化

公共基础设施以公共性为基本目的,其立项、投资、建设及投入使用等不能完全取决于市场机制;但它作为公共产品具有不纯粹性,这为其市场化和民营化又提供了可能。中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经历了由国家全面负责向由国家和市场分担职责的转变,政府管制的发展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线索。应在重新认识自然垄断并区分不同项目性质的基础上,放松管制,运用多种模式将市场机制和非政府资金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领域,避免政府管制的弊端。     

建立公共性传媒机制——践行公共新闻的根本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于90年代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潮流新闻改革运动和民主运动,2003年开始退潮,现基本结束。公共新闻意味着公众话语权的体现与保障,对中国有较大借鉴意义。本文从公共新闻的起源、中国"公共新闻"实践等方面探讨建立公共性传媒机制的必要性。     

论舆论市场中的公共新闻——兼论公共新闻对我国新闻改革的借鉴意义

公共新闻(或称公民新闻)在美国的兴起,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公共新闻活动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同城媒介联合行动,共同设置话题,直接介入公共事务,试图解决公众关注的公共问题.公共新闻活动是对此前所有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巨大冲击.它的实践和理论对于我国新闻媒介的改革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本文从公共新闻与舆论市场、与媒介议程设置、与我国媒介改革诸方面对公共新闻实践和理论的影响和可借鉴之处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并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     

试论新媒体场域中的公共历史传播乱象及社会责任建构

在互联网时代,公共历史知识传播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域。尤其在新媒体场域中,公共历史传播者借助微信、微博等平台经常传播一些所谓历史真相来混淆视听,造成受众的思维方式混乱。因此,新媒体场域中的公共历史传播需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建构其社会责任感,正确认识历史知识,避免人们的国家观念、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受到伤害。     

法制新闻的崛起与人才培养的滞后

法制新闻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短短 2 0年 ,法制报刊如雨后春笋 ,法制新闻工作者队伍迅速发展 ,是全民法制教育的主力军。法制新闻已成为党的新闻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与之极不相称的是人才培养的滞后 ,由此而表现出 2 0年来层出不穷的新闻官司 ,法制新闻理论研究的空白等等。法制新闻是一门新兴学科 ,它处在法学与新闻学边缘的交叉地 ,亟需培养既懂法律又懂新闻兼及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改善现状 ,建设这门交叉学科。     

新闻机构新闻侵权的民事责任及其豁免

新闻机构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由于过错而使报道不实或评论不客观以致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新闻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在构成条件和责任承担方式上相比较均有其特殊性。新闻机构由于承担传播新闻的宪法使命,即使发生新闻侵权,也享有责任豁免的一些特权。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西方经验与中国语境

在详细回顾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起源、发展、特征等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是否促成公共领域这一问题的争论。研究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及时性、交互性、低成本和去中心化等特征有利于人们自由发言和自主讨论,但当前国内网络空间中依然存在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网络暴力、娱乐肤浅等乱象并不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地位平等、理性商议等构成公共领域的要件。文章指出,在将公共领域理论移植到中国时,需要考虑具体的国情和体制,机械照搬西方学者的理论要避免削足适履的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与司法权的界限

本文运用“法和公共选择”这种新的研究方法 ,以日本的有关判例和学说为素材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分析了统治行为论、立法裁量论及其理论根据 ,为探讨基于该法理的司法权界限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出了在中国架构违宪立法审查制 ,将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拟制分离的初步模式设想 ,并指出了将法和公共选择的研究方法适用于有关司法审查的广泛领域乃至所有权力运作过程并进行更为全面和仔细的考察 ,对于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权力配置问题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研究及其当代启示

在论述阶级斗争以及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以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建构了公共产品的根本属性、供给的基本条件、供给量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同时对含有公共产品蕴意的这部分社会总产品,作了关于其本质特征、范围、来源及供给方式等问题的论述,构成了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内容。     

从理论到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新闻学

协商民主与公共新闻学是在西方政治学与新闻学领域兴起的对西方社会民主缺失的反思,二者皆强调公民作为主体参与政治的民主实质。大众传媒应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并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作有意义的议题设置,引导公众思考和作出决策,提供公共论坛,呈现各种不同观点,积极地推动公共讨论和论辩,以推进民主发展。     

刘少奇新闻思想简论

刘少奇同志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者,为发展和丰富无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和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略述了他近半个世纪的新闻宣传实践,论述了他在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和长期的新闻宣传实践中,以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根据马列主义的新闻理论和中国具体新闻宣传的实际,就新闻媒介“桥梁说”、新闻记者的权利和义务、党和新闻工作的关系、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体制和性质等方面的问题所进行的系统而卓有创见的理论思考,并通过具体论著总结了他的新闻思想和理论。文章强调刘少奇新闻思想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传播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当代新闻传播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理解和掌握他在关键时期提出的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当前新闻传播工作的深层次改革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针,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快建立政府主导、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一论断指明了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紧迫性,因此,在实践中必须明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责任和职能定位,以提高全民福祉为最终目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构建多元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从公益诉讼角度谈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完善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体法规定相对完善,而在诉讼法领域却一直缺少与实体规定相对应的救济程序,导致公司违反社会责任,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危害时没有合适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追究,因此,构建公益诉讼程序应是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重要步骤。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应从立法和实务操作上分别着手,改革我国的诉讼结构,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把公司社会责任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     

贯彻司法为民彰显人文关怀——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现代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源于英国,是体现司法人文关怀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肇始2004年,2009正式建立。随着实践的发展,司法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渐趋统一,但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究竟应当如何定位,也就是说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律属性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不可能期望该制度全面解决刑事被害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此必须要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与现行的其他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刑事被害人保障机制。     

在网络背景下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思考

一直以来公安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中起着中坚作用,为保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前,社会矛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动向：局部尖锐化、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暴力化等;随着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大提高,受众面更加广泛。以上两个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公安工作在社会矛盾预防、控制、化解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网络的平台,树立公安部门的正面形象和公信力;打造社会矛盾的网络防控体系;利用网络搜集重要情报;设立网络联动机制。通过以上手段,公安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可以做出卓越的成绩。     

公用事业民营化管制与公共利益保护

当前,各国政府在公用事业领域普遍采取了民营化的改革措施。民营化倡导私人部门替代公共部门承担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功能,借以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和质量。民营化背景下,政府对公用事业行业的管制手段和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公用事业管制的价值内核是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公用事业管制的行政行为方式主要是行政特许。基于公益保障的理念基准,行政许可的制度塑造应该从保护计划经济下的垄断行业利益转变为民营化背景下的公益保障价值基准。同时,为了使公用企业有效承担起公益保障的责任,应该将公用企业纳入到行政主体范畴中来,使其承担相应的公法义务,避免政府通过民营化方式规避其传统的公法义务。     

试论中国公法崛起的法理学意义

“中国公法的崛起”必然引起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拓展和深化与更新———即应否将 (衍生于“权利”这一法理学基石范畴的 )“权力”也作为法理学的基本范畴纳入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 ,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以予以有效的法律规制 ,从而建构起以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权利———权力关系为基本构架的法理学范畴逻辑体系 ,并拓展为既适用于私法又适用于公法的法理学理论体系。     

公法传统的历史进化与时代传承兼及统一公法学的提出和主张

公法传统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以公法观念为主要载体和以公法理论为主要载体两个阶段，并将进入以“总体的公法理论”或“整体的公法学科”为主要载体的第三个阶段。公法理论的变迁中包含解构和建构二元变量，两者互动形成一种渐进的、局部演进的发展结构，但已经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需要重大突破和全面创新。在一定意义上，统一公法学的提出担当了传承公法传统、创新公法理论的学术使命，展现出传承与嬗变的双重面相，体现了开放与内化的双向态势，符合现代公法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