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关于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考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模式开始由传统的政府治安管理机关(警察)主导下的纵向预防模式向社区治安治理的横向预防模式转变。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自发形成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通过信息的交流、融通,构建起了连接社区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选聘分离:社区治理转型与管理体制创新——以宜昌市伍家岗区为研究个案

治理转型要求社区建设从社区行政化阶段向社区居民自治阶段转变,从社会问题社区化阶段向社区问题社会化阶段转变。宜昌市伍家岗区通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选聘分离"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破解了传统社区建设模式的困境,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实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群众自治型社区的共生、互补和双赢,值得探索和研究。     

规范分析视角下的社会自治——以德国技术标准化为例

本文以德国的技术标准化为例,从规范分析视角探讨社会自治的民主合法性.在分析中,本文突出了社会自治与国家规制之间的交织关系,并指出,利益集团若要通过承担公共任务实现为国家减负的功能但又不至于陷入民主缺失的指责,需要国家通过"过程调控"来为社会自治创造结构性框架条件.     

社区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

社区生活本质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 ,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治理主体 (平等参与者 )、治理客体 (社区公共事务 )、治理规则 (社区成员认同的社区规范 )、治理过程 (社区治理是实体活动 ,表现为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行为 )。从价值理念看 ,社区治理主体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它包含各种利益相关者 ;二是治理主体的平等性 ,它强调各种利益相关者均是平等的参与者 ,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明确界限。     

农村村民自治与城市居民自治兴起的背景与动因比较

作为我国基层民主的两大实现形式,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都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其形成的过程都是群众的自发创造和政府的自觉推动互动的过程。但是,由于城市与农村在制度变迁中的次序和城乡社会结构的不同,城市居民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兴起的背景与动因各有特点:农村村民自治一开始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政府自觉推动的结果;农村村民自治的特点较为突出,城市居民自治的特性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村民自治是农村发展带有根本性的途径,而城市居民自治的作用则相对有限。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层面的不断扩展,社区治理成为两岸交流的热点之一。当前,大陆地区正在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比较分析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着重要意义。两岸都坚持社区自治的方向,但现阶段两岸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很大差异。台湾社区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而且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职能清楚、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并进行了良性互动,形成了“政府引导＋民众自主参与”的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社区自治。而现阶段大陆社区治理从总体上讲依然是“政府主导”模式,存在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社区自治组织职能异化、民间组织发展缓慢、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台湾社区治理的某些经验,对于促进大陆社区治理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失败——关于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思考

在许多或绝大多数经济与社会组织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小至公司大至国家,都会遇到此类问题。南斯拉夫建国后从学习苏联模式转向探索自治社会主义,可是自治社会主义形成了过度分权局面,给南斯拉夫带来很多困难。当政治强人铁托逝世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后,南斯拉夫陷入制度危机并最终解体。     

社会自治的萌芽

2003年,中国尚处蹒跚学步阶段的社会自治组织,经由自身的努力,证明了新的人民主权论在中国的可行。即,人民主权不能完全委授人民代表机关行使,社会管理公权力也不能完全委授政府行使。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机关,只是将其权利的一部分转让出去,自己仍保留着大部分权利。所以,人民可通过建立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和自愿转让部分权利给这些组织,使之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职责,行使部分社会公权力。     

对新时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思考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旧两种体制交替的形势下,中国民族关系依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解决经济发展对充分实现自治权利的制约的问题。一国民族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统一与自治、统一与多元等关系。因此,重新思考中国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及保障民族自治权的问题很有意义。